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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游记》的原旨与接受

时间:2009-8-8 16:56:37  来源:不详
现代批评的味道。其他的批评者就没有这样通达了,他们对《西游记》“原旨”作出了许多阐述,按其主张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沿续“求放心”之说,代表人物是黄周星和汪象旭;一是力主“三教同源”说,代表人物是尤侗、刘一明和张含章;一是认定“教人诚心为学”说,代表人物是张书绅;一是主张“游戏三昧”说,代表人物是阮葵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教同源”说。
  黄周星、汪象旭共同评点的《西游证道书》一百回,卷首有虞集序,一般认为该序实即评点者假托之作。汪象旭,名淇,杭州人,曾编印《吕祖全传》、《尺牍新语》等多种书籍,故可能为杭州书坊主人。黄周星字九烟,江宁人,明末进士,曾官户部主事。这篇序基本上沿续了明代“求放心”之说,只不过说得更为具体,甚至还联系到了小说的某些情节。如说:“此心放,则为妄心,妄心一起,则能作魔,如心猿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是也。此心收,则为真心,真心一见,则能灭魔,如心猿之降妖缚怪而证佛果是也。”这可以视为对谢肇淛观点的补充。这篇序言还特别指出如果将《西游记》等同于《齐谐》稗乘之流,则如同“井蛙夏虫”,因为《西游记》“皆取象之文”、“多寓言之蕴”[3]。但是,汪象旭、黄周星的见解随后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这表明清代人对《西游记》的理解与明代已经有了明显的分歧。
  尤侗(1618-1704)曾被顺治皇帝称为才子,他于康熙丙子年(1696)为“悟一子批评邱长春真人证道书《西游记真诠》”撰写了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先是肯定“记《西游记》者,传《华严》之心法也”。但接着又说:“虽然,吾于此有疑焉。”他的怀疑就是取经本来为佛教事,而“世传为邱长春之作”。“今有悟一子陈君,起而诠解之,于是钩《参同》之机,抉《悟真》之奥,收六通于三宝,运十度于五行,将见修多罗中有炉鼎焉,优昙钵中有梨枣焉,阿阇黎中有婴儿姹女焉”。最后得出了《西游记》乃佛道儒三家思想融会贯通之书的结论:“若悟一者,岂非三教一大弟子乎?”
  尤侗之所以有这种认识,一是与他本人的学养有关。正如他在这篇序言开头所说:“三教圣人之书,吾皆得而读之矣。东鲁之书,存心养性之学也;函关之书,修心炼性之功也;西竺之书,明心见性之旨也。”[3]二是与全真道主张三教合一的思潮相关。他所说的《参同》、《悟真》皆道教经典,《周易参同契》东汉魏伯阳撰,是道家系统地炼丹的最早著作。《悟真篇》宋张伯端撰,用诗词百篇演说道教内丹法术,与《参同契》相互发明,是道教南宗的重要典籍。所谓“六通”,乃佛教“六神通”之略,即通过修持掸定可以得到神秘灵力。所谓“三宝”乃道教教义名词,即道、经、师三宝。其他“十度”、“修多罗”、“优昙钵”、“阿阇黎”皆佛教教义;“五行”、“炉鼎”、“梨枣”、“婴儿姹女”皆道教教义。
  为了探求《西游记》的正旨或原旨,清代著名道士刘一明下了许多工夫。刘一明(1734-1821),号悟元子,别号素朴散人,是全真道龙门派第十一代传人。他学道于栖云山(今兰州市东南),研究《周易》、《参同契》、《悟真篇》之理,著有《阴符经注》、《参同直指》、《悟真直指》、《修真辩难》、《象言破译》、《悟道录》、《西游原旨》等书,坊间汇刻为《道书十二种》。刘一明为有清一代内丹学大家,融会儒佛道三家思想。乾隆戊寅年(1758)25岁时他就完成了《西游原旨》的著述,在该书序言中他说道:“其书阐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他认为汪象旭“未达此义,妄议私猜,仅取一叶半简,以心猿意马,毕其全旨,且注脚每多戏谑之语,狂妄之词”,于是“使千百世不知《西游》为何书者,皆自汪氏始”。他认为“悟一子陈先生真诠一出,诸伪显然,数百年埋没之《西游》,至此方得释然矣”[3]。但他又认为《真诠》尚未尽善尽美,于是,他在每回之下,细加解释。显然,刘一明是从道士这一特定角度来解读《西游记》,却与尤侗不谋而合。
  

刘一明的几位弟子樊于礼、王阳健、张阳金、冯阳贵、夏复恒等极为赞赏自己老师的见解,都为《西游原旨》写了跋语。樊于礼在讲述了《西游原旨》从撰写到刊印的过程之后说道:“计生平著述,此书最为原起,而授刻独后,所谓以此始,而亦以此终也。”接着又重述了其师之言:“惟《西游记》一书,借俗语以演大道,其间性命源流,工程次第,与夫火候口诀,无不详明而且备焉。学者苟有志玩索,超凡入圣,无过此书矣。故《原旨》之作,较诸书更加详慎。”然后,樊于礼谈了自己的感受:“礼读《原旨》之注,而有味乎《西游》之本旨,因井读《真诠》之注,而知其《西游》之大旨。……足知先天性命之学,原本《太易》、《阴符》、《道德》诸经,乃圣人穷理尽性至命之学。”[3]
  不仅刘一明的弟子十分推崇《西游原旨》,当时许多人亦纷纷予以首肯,如梁联第称:“《西游原旨》之书一出,而一书之原还其原,旨归其旨,直使万世之读《西游记》者,亦得旨知其旨,原还其原矣。道人之功,夫其微哉?”[3]杨春和说道:“晋邑悟元子,羽流杰士也。其于《阴符》、《道德》、《参同》、《悟真》,无不究心矣。间尝三复斯书,二十余年,细玩白文,详味诠注,始也由象以求言,由言以求意,继也得意而忘言,得言而忘象,更著《西游原旨》,并撰读法,缺者补之,略者详之,发悟一子之所未发,明悟一子之所未明,俾后之读《西游记》者,以为人门之筌蹄可也;即由是而心领神会,以驯至于得鱼忘筌,得兔忘蹄焉,亦无不可也。”[3]苏宁阿则径直认为悟一子、悟元子“二子之注功翼《西游》,《西游》之书功翼宗门道教。自兹以往,悟而成道者,吾不知有恒河几多倍矣”[3]。此后,《西游原旨》多次刊行,主持刊行者总是给予高度评价。
  继承尤侗、刘一明的主张并且能够与小说实际相联系的是嘉道年间的张含章,他的弟子何廷椿曾说他“得异人渊源之授,……平生博览群籍,探源溯流,以为圣贤仙释,教本贯通。”张含章对《西游记》评价特别高,认为此书“托幻相以阐精微,力排旁门极弊,诚修持之圭臬,后学之津梁也”。于是“手为批注,以明三教一源”[3],著《通易西游正旨分章注释》,并分别写了“自序”和“跋”。在“跋”中他说道:“《西游》之大义,乃明示三教一源。故以《周易》作骨,以金丹作脉络,以瑜迦之教作无为妙相。”然后用比附的方法来证明这一观点。如说:“齐天大圣者,言天亦同此道,非有异也。其闹天宫,乃赞乾元先天而天弗违之义。……开首七回,于悟空一人身上,明金丹至秘,非师莫度之旨。十回至十二回,明离飞火扬神发为知之害。……自二十七回至七十七回六章,或明真心之不可暂离,或明二气之宜详辨,或明丹道法象于月,或明返魂亦在乎人,或明水火之不宜偏胜,或明旁门之自取殒身,或示真铅一味,或现虚无圈子,总教人善为调济,实力承当,毋生二念……”[3]
  “三教同源”说与全真道在清代的中兴有着密切关系。从顺治到乾隆,几代帝王都对全真道的道禅融合及清静无为之道较有兴趣,并给予褒扬。如康熙褒封全真中兴高道王常月,雍正封南宗祖师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乾隆拨款修白云观,两度亲至白云观礼敬,并为邱处机书写楹联,表示了对全真道宗旨的尊重和仰慕[5]。就是这位王常月认为人心险恶,诸罪皆由心生,制心须持戒入定。制身则能皈依师宝,制心则能皈依经宝,制意则能皈依道宝。而刘一明正是王常月的传人。
  当然也有不同意“三教同源”说的,如张书绅、阮葵生等。张书绅于乾隆戊辰年(1748)所撰《西游记总论》开头便说:“予幼读《西游记》,……茫然不知其旨。”“及游都中,乃天下人文之汇,高明卓见者,时有其人。及聆其议论,仍不外心猿意马之旧套;至心猿意马之所以,究不可得而知也。”他不满足于前人的见解,一心要找到真正的原旨。在看到了《安天会》的呈文后,他“触目有感”,从而认定《西游记》“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所谓“心不诚者,西天不可到,至善不可止。”[3]这显然是他本人的一种感受,但从某种意义上却也丰富了《西游记》的内涵。
  阮葵生则是“游戏”说的最早提出者,他在回答山阳县令关于是否可将《西游记》作为吴承恩的著作载入县志时说道:“然射阳才士,此或其少年狡狯,游戏三昧,亦未可知。要不过为村翁塾重笑资,必求得修炼秘诀,则梦中说梦。以之人志,可无庸也。”[3]《西游记》的作者是否为吴承恩我们暂不追究,但阮葵生认为若要从《西游记》中求得“修炼秘诀”,是“梦中说梦”。他的“游戏”说为理解《西游记》“原旨”开辟了一条新路。这里需要顺便提及的是,阮葵生所谓“以之入志,可无庸也”,应理解为不同意将《西游记》写入县志,原因倒不是不承认吴承恩的著作权,而是因为其“游戏三昧”,价值不高。因此同治《山阳县志》、光绪《淮安府志》才会将《西游记》删掉。
  清代著名学者焦循也同意阮癸生的“游戏”说,他先是指出:“今揆作者之意,则亦老于场屋者愤郁之所发耳。黄袍怪为奎宿所化,其指可见。”随后说道:“然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3]焦循看出了小说中的情节与作者身世的关联,作者在以游戏之笔进行调侃,这是从作品实际出发得出的结论。
     
                                                三
  上一世纪20年代,“游戏”说得到了胡适、鲁迅等学者的认同。尤其是胡适,他在1923年所写《西游记考证》的结论部分说道:“《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现在我们把那些什么悟一子和什么悟元子等等的‘真诠’、‘原旨’一概删去了,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6]与以往的评论相比,胡适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他所说的“滑稽”,明代的陈元之早已点出;他所说的“爱骂人的玩世主义”,与陈元之所说的“浪谑笑虐”也没什么区别。但是他对悟元子刘一明的否定,倒使我们想起了刘一明对汪象旭的否定。只不过刘一明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胡适则重复了明代人的观点而已。
  鲁迅在简略回顾了悟一子、张书坤和悟元子对《西游记》“原旨”的阐释史后指出:“特缘混同三教,流行未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鲁迅比较客观地看到了小说本身三教融合的特征,所以也就难免三教之徒的附会。然后,鲁迅又表示·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求放心”之喻,“已足尽之”[7]。这就是说,鲁迅对《西游记》“原旨”最少发表了三种意见:“游戏说”,“三教同源”说和“求放心”说。
  胡适和鲁迅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儒佛道三教持批判态度,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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