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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水浒传》的悲剧历史底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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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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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乡兵”条（王曾瑜撰）。）。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历史上“起河朔”、“官军莫敢撄其锋”（注：《宋史》卷三五三《张叔夜传》。）的宋江三十六人；不知这支精悍的小部队，是否有着“强人”的背景？至于“强人”名声渐坏，则很可能与官府的劝赏制度有关：其“能斩首夺马者如赏格，虏获财畜皆畀之”的特殊政策，很容易诱发无节制的抢劫与杀戮；果真如此，“强人”的名声也便与“强盗”相去不远了。然而无论如何，“强人”一称总比“强盗”来得顺耳；小说家选择这样一个中性字眼儿，其间蕴含的价值判断似乎是：民间更乐于将梁山武装定位于乡社民兵，而不愿以“强盗”厚诬英雄。——只是这样一来，小说中的“三打祝家庄”、“两攻曾头市”，也便成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因为从原初意义上理解，祝、曾民兵才是名副其实的“强人”武装。
三
啸聚水泊的“农民起义之师”，竟与祝、曾地主武装成了“一家人”，如此推论，岂非危言耸听？然而若从小说创作的素材层面看，双方的亲缘关系，竟又是不容怀疑的。笔者曾撰文考证，南宋初年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史料，对“水浒”故事的形成产生过深刻影响（注：参见拙文《水浒源流新探》，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其实，洞庭义军从武装团聚到揭竿起义，正经历了由“祝家庄”到“梁山泊”的曲折历程。
洞庭湖起义明显分为两个阶段。靖康二年(1127)，钟相父子响应朝廷号召，组织了300人（一说500人）的忠义民兵（注：《宋会要辑稿》第一七六册称钟相“结集乡社”、组织“忠义民兵”。熊克《中兴小纪》卷七称钟相“乃结集为忠义民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一称“（钟）相与其徒结为忠义民兵”；同书卷八五，洞庭义军领袖周伦也以“统管乡社水陆兵马”自居；岳珂《金陀续编》卷二五《鼎澧逸民叙述杨幺事迹》称钟相之子钟昂于靖康二年组织“勤王民兵三百人”，钟昂还“依格借补承信郎”。又正文概述钟、杨起义简况，亦主要依据这里所列文献记载。），参加邓州南道都总管司组织的勤王大军，前往南京（归德府）入卫王室。然而康王赵构对各路民兵心存疑惧，立脚才稳，便将各路民兵遣发回乡，命其放下刀枪、“各著生业”。钟氏民兵回到鼎州后，因见世事纷扰，百姓难以自存，仍旧团聚民兵，在天子冈建立寨栅武装自保，并得到官府的默许。此后，钟相民兵因不满地方官吏的逃跑主义行径，遂于建炎四年(1130)掩袭官军，树起义旗。不过钟相揭竿才40天便告失败。军贼流寇孔彦舟偷袭钟相天子冈大寨，钟相父子被俘身死，只有幼子钟子仪逃脱。是为起义第一阶段。不久，杨幺等人继承钟相余烈，在洞庭湖建造水寨，掀起更大规模的起义风暴，并坚持斗争达五年之久。是为起义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在武装保聚的第一阶段，钟相的身份基本上是忠义民兵，其天子冈根据地，应即建炎年间荆湖地区的“祝家庄”、“曾头市”。迤至杨幺领导的起义第二阶段，民间武装啸聚洞庭，公然打出反抗官府的大旗，于是昨天的“祝家庄”、“曾头市”，一变而为洞庭湖中的“梁山泊”。即是说，在素材层面上，“梁山泊”与“祝家庄”本是一脉传承、衣钵相继的。
《水浒》作者打造梁山武装的光辉历史，曾大量取用洞庭湖素材。这种借鉴，涉及水上斗争模式、部队规模及人员构成、领导层的更迭、水陆交锋战例、统治者剿抚并举的措施等众多方面，甚至连部队番号及特殊战具等细节描写，也都合若符契。对此，笔者在相关文章中已有详细论证。问题是，这些借鉴多与洞庭起义第二阶段史实相关，那么《水浒》作者是否也曾注意到洞庭起义第一阶段即钟相天子冈民兵保聚的史迹，并试图从中攫取故事材料？任何熟悉此段历史的人都可以看出，与第二阶段相比，此阶段素材更具传奇色彩。目光敏锐且深谙小说剪裁之道的《水浒》作者，难道反而无视它的价值，竟会失之交臂吗？
读者早应看出，《水浒》中祝、曾两段情节框架十分相像，似应有着相同的素材来源（注：《水浒》中同时兼容祝家庄、曾头市两段雷同关目，可能与小说的成书过程有关。金圣叹称此类创作模式为“特犯不犯”；笔者则认为，这可能是《水浒》最后写定本对《水浒》诸派传说兼收并蓄、综合整一的结果。可参见拙文《再论吴读本水浒传》，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而拿祝、曾故事与钟相天子冈素材相对照，竟有着不容忽视的相似点。
其一，祝、曾武装的身份与钟相类似，都是乡社民兵。而其对立面，无论是梁山好汉，还是孔彦舟匪帮，也都非官府正规军。三场战斗的共同特点，乃是两支非政府武装间你死我活的拼杀。 其二，三处寨栅也颇为相像：祝、曾两处地势险要、垒坚濠深。小说屡称“原来祝家庄又盖得好，占着这座独龙冈，四下一遭阔港”（第四十七回）；“绕冈一带长流水，周遭环匝皆垂杨”（第四十八回）。曾头市的地势也是“周回一遭野水，四围三面高岗。堑边河港似蛇盘，濠下柳林如雨密”（第六十回）。无独有偶，钟相天子冈大寨位于“武陵县管唐封乡水连村”（注：《杨幺事迹》。），顾名思义，其地正应是山环水绕之所（注：武陵今属湖南常德市，毗邻洞庭湖。而由此往西的张家界一带，有天子山及天子洲，或即钟相起义之“天子冈”所在。据当地民间传说，南宋时，天子洲出了一位伟人，姓向，名天胜，取妻商氏，生三子，取名向龙、向虎、向彪。三人自幼喜欢舞枪弄棒，武艺娴熟。其后三人上战场抗击金人，奸臣张邦昌诬陷三人私通外国。三人逃回天子洲，招兵买马、插旗挂帅，举行起义。大哥向龙（又名大坤）自称“向王天子”，其口号为“除邪恶、持正义”，“平富贵、救穷人”（参见周志德著《风景明珠张家界》，长沙，湖南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此段民间故事，显然来自钟相传说。故事中所谓“向”姓，与钟相之“相”同音；“天胜”之名，又与钟相“天大圣”之号相近。钟相不止一子，向氏亦然（向氏三子之名，竟又与祝氏三杰之名相同）。钟氏曾为忠义民兵，参加了抗金运动，后来则被朝野舆论诬为通金；这又与故事中向氏遭奸臣诬陷类同。就地理面貌而言，天子洲又有“水绕四门”之称，与“连水村”似有联系。）。钟相于此“筑垒浚濠，以捍贼为名；且承帅檄，聚众阅习武艺”（注：《中兴小纪》卷八。）。这些描写，同《水浒》中重墨渲染的祝、曾坞堡颇为相近。至于武陵“天子冈”与祝家庄“独龙冈”两个地名，似乎也暗自关合，令人隐约感受到某种承袭关系。
其三，做为乡社民兵领袖，钟相个人及家族状况也与祝朝奉、曾长者颇为近似。如三者都是家赀富有的一方豪强（注：史籍每称钟相为“土豪”；他还是宗教领袖，曾在洞庭湖一带传教二十余载，信徒颇多，由此“家赀巨万”。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一）等文献记载。），且其领导方式，又同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父子家族式。钟相威望素著，但毕竟年事已高；其乡社民兵的组建与领导，主要由长子钟昂担当。此外，钟相至少还有三个儿子：钟全、钟绪和钟仪（又作子义），堪称“钟氏四雄”。而祝家庄为“祝氏三杰”，曾头市是“曾家五虎”——同为民兵，又同样取此父子共掌的家族领导模式，此种素材，或许并不多见。
其四，从三处民兵的覆亡过程，也能看出小说对历史的借鉴。建炎四年二月，孔彦舟匪军取道澧州，直犯鼎州。兵到药山坪，遭遇钟相民兵伏击，从此双方结怨。孔彦舟发誓报仇，遂以鼎州为据点，挥军反攻钟相民兵，经数次交锋，难分胜负。孔彦舟阴施诈术，一面作出撤军姿态，一面派人假“入法”之名打入钟相军中。钟相一时疏忽，被敌方里应外合打破大寨。除钟子义逃脱虎口外，钟相全家惨遭杀害。而在祝、曾故事中，攻坚一方所施用的，正是这种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特洛伊木马计”。祝家庄久攻不下之际，宋江用吴用计策，邀孙立、孙新兄弟打入祝家庄作内应，放出被囚好汉，里应外合打破庄子。曾头市之役，李逵等以下书为由进入敌方营垒，又有郁保四作内应，靠“番犬伏窝”之计最终取胜。而三场恶战的结局也一模一样：全都是民兵头领父子偕亡、家族覆灭。——若谓这一切全是巧合，则实难解释《水浒》作者何以在借鉴杨幺素材的同时，闭眼不看天子冈故实；却又能别出机杼、创作出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来。
其实，证明钟相史实与祝、曾相关，还有一位“证人”未曾提到——那是一匹白马。钟相父子由忠义民兵转变为反叛“盗贼”，正是以夺取白马为标志的。据鼎澧逸民《杨幺事迹》载，孔彦舟兵犯鼎州的消息传来，鼎州守土之臣“邢大卿”、“单宣赞”等弃城出逃。钟氏民兵对此极为不满，借机发难，乘乱夺下单宣赞的一匹白马：（鼎州）在城居民以知州邢大卿已亡，又无兵马防守，虽有武臣提刑单宣赞（世卿），却于出巡，将带宅眷及一司公吏老小，上船往鄂、岳州点检，令人牵所乘白马，出陆随行。是时钟昂闻彦舟至，却将手下民兵，于白□渡阑截单提刑辎重，夺其所乘白马，鼓众乘势作乱。招呼龙阳县妖党，竞起虏劫出城被离人民船只，其势猖獗。这一夺马事件，遂成为钟相民兵与官府公开决裂的分水岭。
有些事实绝非巧合。《水浒》中曾头市与梁山泊交恶，导火索正缘于一匹白马。书中第六十回写段景住在北地盗得一匹“雪练也似价白”的“照夜玉狮子马”，本欲作为进见礼献予梁山，不料被曾家五虎夺去，于是引发其后的一场恶战。而梁山与曾头市的第二次生死争斗，仍是因马起衅。小说第六十八回写段景住为山寨市马，所购200匹骏马又被人劫夺“解送曾头市去了”。宋江闻讯大怒：“前者夺我马匹，今又如此无礼！晁天王的冤仇未曾报得，旦夕不乐。若不去报此仇，惹人耻笑！”这才引起两攻曾头市。同一战争由头在小说中再三提起，这种颇不寻常的情节设计，是否说明历史上那匹带有传奇色彩的神骏，确实令文学家怦然心动？毕竟这种因马起衅的现成例子在历史素材中并不多见，作者以为奇货可居、一写再写，其创作心态不难理解。
“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虽也采自钟相素材，作者却不曾重复夺马由头（注：我们不能排除早期传说中劫马事件发生于祝家庄的可能性。至少在某些元杂剧中，晁盖是死于祝家庄的（见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第一折及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第二折宋江道白）。）。不过在第四十七回中，读者透过石秀之眼，看到祝家庄鹰派人物祝彪“坐在一匹雪白马上，全副披挂了弓箭，手执一条银枪”。在这匹白马背后，不知是否也有着那匹神骏的影子？
四
钟相是洞庭史料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水浒》除了借他的模型翻铸晁盖形象外，还将这一形象投射到宋江、祝朝奉、曾长者等人物身上（注：笔者在《水浒源流新探》一文中，曾论证钟相是晁盖的原型；其实宋江身上也有钟相的影子（如前举“吴读本”中宋江的亭长身份等）。而钟相影响祝朝奉、曾长者，已见本文第三节论述。）。此刻的小说家已打破一意攀附历史的心理定势，明了小说创作不同于历史撰述，素材原型与文学形象之间，正不必一一对应、善恶一致。
《水浒》作者的民间立场，决定其对洞庭豪杰的同情与左袒；而以洞庭豪杰为原型的小说形象，哪怕是祝、曾群豪，也沾濡了某种英雄气概，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时候，小说家似乎忘记祝氏父子是梁山不共戴天的仇敌，调动散文描摹、诗歌赞咏、口碑传扬等手法，对祝家庄兵马的英勇豪迈反复渲染。而第四十八回一首长达12韵的诗赞，更是把这种颂扬推向极致：“……对敌尽皆雄壮士，当锋多是少年郎。祝龙出阵真难敌，祝虎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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