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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水浒传》的悲剧历史底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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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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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王六大夫所敷演的，应即此段故事。），但同时又是对眼下抗元斗争的直接描摹，客观上也起着激昂民族情绪的作用。在如此氛围中脱颖而出的“水浒”故事，染有浓郁的民族斗争色彩，也便不足为奇。此刻摆在“水浒”作者面前的，不仅有历史学家提供的大量“中兴”史乘素材，更有瓦舍中名噪一时的当红话本《中兴名将传》。而为岳飞所镇压的洞庭起义，恰便是“中兴”话题中的重要关目（注：王六大夫的《中兴名将传》系口传作品，已无迹可寻。然而明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这一题材的后继作品，该书卷五有“诏岳飞征讨湖寇”、“岳飞定计破杨幺”和“牛皋大战洞庭湖”三则，都是讲述洞庭杨幺故事的。拙文《水浒源流新探》（《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中曾讨论了洞庭起义通过“中兴”故事对“水浒”产生影响，并认为“底层听众对绿林题材经久不衰的兴趣，在《中兴传》一类讲史平话中受到冷淡，在《水浒》这类英雄传奇中却能得到极大满足。这无疑也推动了《水浒》故事的创作与发展”。）。“水浒”故事与“中兴”故事同在瓦舍中演说，若宋江传说不受钟、杨故事的影响，反倒是难以理解的。而宋江从“山贼”到“水寇”的转换契机，舍此也几乎别无机会（注：历史上的宋江采取“转略十郡”的流动作战方式，史籍中没有关于宋江据水结寨的任何记录。早期宋江故事资料《宋江三十六人画赞》（龚开）中，多次提到“太行山”，而无一语及于“梁山泊”，彼时的宋江，大概是“山贼”而非“水寇”。宋末元初的《宣和遗事》出现“太行山梁山泊”之说，似可视为宋江由“山贼”向“水寇”转型时留下的痕迹。而这种转变，笔者认为应是受“中兴”说话中杨幺故事影响的结果。）。
“水浒”故事在接纳洞庭素材时，也同时接纳了“中兴”历史中难以承载的民生苦难及悲剧氛围。例如在《水浒》中，读者透过林冲之眼初次见识的梁山泊，乃是凶险万分的“陷入去处”：“……濠边鹿角，俱将骸骨攒成；寨内碗瓢，尽使骷髅做就。剥下人皮蒙战鼓，截来头发做缰绳。……”（第十一回）这或许倒是当年历史氛围的真实摹写，使人联想到“五湖捕鱼人”卞宋等人的所作所为。只是作为文学作品，《水浒》被后世作者涂抹了过于炫目的传奇色彩，古典的辉光在产生间离效果的同时，也模糊了作品的历史底色。小说家所刻意突出的侠义精神、市民理想以及儒家伦理，很容易引导读者远离同情古人的立场、以简单机械的善恶二元法去解读书中的人物和故事。
尽管如此，小说家仍未忘记把捉历史的脉搏，在书中时时点出对人类存活至关重要的“吃饭”问题。例如，不少好汉奔赴梁山的唯一目的，便是能“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那无非反映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乱世民众的本能需求。而书中动辄提到“人肉馒头”之类，恐怕也非小说家作意猎奇、哗众取宠，那正是饥馑年代生人相食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曲折反映。
仍回到祝、曾话题。梁山武装与祝家庄、曾头市的冲突，与其说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毋宁说是乱世民众为争夺生存机会而进行的垂死一搏。任何不带成见的读者都能发现，祝家庄戒备森严的根本原因，是“只恐他那里贼人来借粮，因此准备下”（第四十六回）；“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因此三村准备下抵敌他”（第四十七回）。而宋江解释攻打祝家庄的动机，也道“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同上）。嗣后梁山打破祝家庄，果然“得粮五千万石”（注：这个数字过大，在此后的版本中有所改动。然而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粮食的重视，曲折反映了历史现状。）（第五十回）。而梁山在打破曾头市后，同样也缴获大量“米麦粮食”（第六十八回）。在饥馑岁月，粮食意味着生命的存活与延续；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梁山泊与祝、曾的战斗，才堪称“你死我活”。此外，“借粮”话头在小说中还曾多次出现，单是前70回中，就有14次之多。众好汉发起的军事行动，十有八九是为筹集粮草。“借粮”对象除了祝、曾等庄园村坊，更有华阴、济州、东平、东昌等州县大去处。当然，有些战斗也与其他物资的争夺有关，如梁、曾之战因马起衅；马匹作为骑射时代的战略物资，与粮食同样涉及人生存活的底线，难怪双方要大动干戈、攻伐不已（注：打破祝家庄后，义军同样“夺得好马五百余匹”（第五十回）。）。
战争的求存目的，决定其残酷性。打破祝家庄后，一向宅心仁厚的宋公明，竟一改往日面目，恶狠狠发誓“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第五十回）——在原型素材中，孔彦舟匪帮在打破钟相大寨及鼎州城邑后，确实是这样做的。不过为了维护宋江的正面形象，小说家最终还是让他回心转意，祝家庄百姓也因此躲过一劫。宋江还格外施恩，向庄户们各“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却将绝大部分粮食装载而去。梁山得此“五千万石”充实仓廪，自可数载无忧矣。但大军去后，不知祝家庄百姓又当如何存活？除了“悉转为盗”、也到他处“借粮”外，恐怕是别无选择。也许正是从这些地方，小说才显露出真实的历史底蕴。
《水浒》“农民起义史诗”成说流传既久，确乎有它的根据，从小说情节层面上看，或许未尝不可作如是观。然而深入到素材层面，进而沉潜到更为深邃的人类文明史、人性发展史的底蕴中去探究，则会发现这一判断至少是不够深刻的。以祝家庄之役而言，梁山好汉的胜利又何足称道，祝、曾武装的覆灭又何足快意？那不过意味着在人类遭际难堪的历史时刻，人们不得不从人性的立场倒退、为个体（或群体）生存的目的而自相残杀罢了。这是民族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通过一部《水浒传》，人们还能模糊透视出乱世民众挣扎求活的悲惨生存状态。我们不能确知施、罗二公是否也意识到这一点，但读者却不难在潜心阅读时，隐约谛听到作品本身所传达出的悠长历史喟叹，感受到浸润于作品之中的深广悲悯情怀。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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