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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水浒传》的悲剧历史底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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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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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莫可当。更有祝彪多武艺，咤叱喑呜比霸王。朝奉祝公谋略广，金银罗绮有千箱。樽酒常时延好客，山林镇日会豪强。……”称颂规格之隆，遣词用语之正，都足令梁山好汉生妒。作品的局部立场也因之变得模糊暖昧；全书“爱憎分明”的整体评价，因此受到挑战和质疑。
这里显然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作者抽象否定祝家庄，将其最终覆灭归结为“恶贯满盈”、合当落败（第五十回）；另一方面，却又拿不出像样的证据，证明祝家庄确实作恶多端。归结起来，祝家庄的全部“恶行”，不过是捉获一名偷鸡的“准”梁山好汉；其最严重的“挑衅”之举，也不过说了几句“填平水泊”、“踏破梁山”之类的大话而已。
然而当我们弄清梁山与祝、曾有着共同的民兵背景和素材来源，一切疑虑也便释然。《水浒》作者显然已经摆脱了“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注：《梦粱录》卷二○“小说讲经史”中介绍“御前供话”王六大夫，说他“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此处所谓“小说”，是指“说话四家”中的一家。本文稍后括以引号的“小说”，即指此种短篇话本小说而言。而“捏合”一词，据笔者领会，当为任意组合素材、虚构情节之意。）的讲史模式，在素材去取上大胆借鉴移甲就乙、任意“捏合”的“小说”理念，于书中导演了“钟相打钟相”的热闹戏文。只是在早期长篇体制的尝试中，作者的创作手法还显生疏，驾驭也稍嫌吃力，难免在书中留下立场摇摆、感情错位的瑕疵和遗憾。不过跨越情节编织的技术层面，去感受素材所自来的那段沉重历史，我们对小说主题似乎又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深入考察两宋之际的忠义民兵现象，会发现“抗金”仅仅是民兵集结的一个口实、一面旗帜。城乡民众麇集于忠义旗帜之下，很大程度是出于求生远害的原始生命诉求。绍兴元年(1131)，南宋御史韩璜在巡行湘赣后上书朝廷说：臣误蒙使令，将命湖外，民间疾苦，法当奏闻：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残破，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绝如丝。此臣所欲告于陛下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一引）
这是一篇现场目击者的报告，真实可信，怵目惊心。对于湘赣百姓而言，生存的威胁不仅来自金人，同时来自南宋官军“所过纵暴”、溃散兵卒劫掠骚扰以及地方官吏的诛求刻剥。当众多强势集团走马灯似地对百姓盘剥劫掠、有恃无恐时，广大城乡民众的唯一生路，恐怕就是放下谋生之具、同样拿起刀枪。——不为鱼肉，当为刀俎！只有自己也变作“强梁”，才有望苟全性命于“强梁”之世。
不过兀兀黎元由“顺民”到“强梁”的角色转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大多经历了忠义民兵的过渡形态。就在韩璜惊呼“民心散畔，不绝如丝”时，洞庭湖民兵已经揭起义旗。此后的十数年间，人心思乱的局面非但没有改观，反而愈演愈烈。绍兴十五年，福建安抚莫将上书朝廷，在描述东南地区全民皆“盗”的骇人景象时，顺带揭示了顺民与“盗贼”间的角色转换“机制”：汀、漳、泉、剑四州，与广东、江西接壤。比年寇盗剽劫居民，土豪备私钱，集社户，防捍有劳，有司不为上闻推恩，破家无所依归，势必从贼。官军不习山险，且瘴疠侵加，不能穷迫；管属良民，悉转为盗。请委四州守臣，募此游手无归勇健之人，各收千名，以效用为名，足可备用，实永久利。（《宋史》卷一九二） 这位地方官吏的陈述，与《水浒传》的描写何其相似！试看《水浒》中先后登场的史大郎、晁天王、李庄主、扈三娘、孔氏兄弟、穆家昆仲……哪一家不是“备私钱，集社户”、组织民兵“防捍有劳”的“土豪”？然而地方官府非但不能“上闻推恩”、加以控制利用，反而怀疑敌视、压制打击。生存于官匪夹缝间的民兵“社户”无力支撑，只好屈身“从贼”；四乡良民也“悉转为盗”。不过日后这些落草啸聚的“游手无归勇健之人”，有的又随宋江之类民间豪杰接受招安，重新“效用”于官府，从而经历了从民兵到强盗、再由强盗回归民兵（甚至是官军）的角色转换过程。福建安抚所描述的，不正是汀漳泉剑、广东江西乃至南宋全境的一部“大水浒”吗？而《水浒传》中凝结不散的，显然也不止洞庭湖一域的历史烟云，而是弥漫南宋全境甚至跨越时空、绵延数朝的乱世历史氛围。
在福建安抚的陈词中，“社户”与“盗贼’的界线已十分模糊，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乱世百姓求生无路、命如秋叶、随风摆簸的悲惨命运，于此也得到真切的印证。对于乱世民众无所依归的两难境地，封建统治集团的有识之士早有体察。南宋官员胡寅就指出：臣窃见洞庭湖水贼，本缘官吏非人，政烦赋重所致。……又况鼎州昨缘程昌寓奏补乌合官吏猥多，急政豪夺，为杨幺驱民。（《斐然集》卷一五《徼程千秋乞不以有无拘碍奏辟县令》）全面负责镇压洞庭湖起义的官军统帅张浚也曾上书高宗说：村民无知，劫于官吏之扰，偷安江湖，非剽掠无以为生。其拒王师，实惧大戮，势不得已缓死尔。臣谓宜廓信义以招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四）最终平定湖湘的官军统帅岳飞，在军胜之际，面对部下“少加剿杀”、以示军威的建议，竭力反对说：杨幺之徒，本是村民。先被钟相以妖怪诳惑，次又缘程吏部（即程昌寓——引者）怀鼎江劫虏之辱（注：所谓“鼎江劫虏之辱”，是指程昌寓初至鼎州上任时，于路纵兵骚扰百姓，惹恼水寨群雄，将程氏所载财货及其爱妾劫去。可参看《杨幺事迹》。），不复存恤，须要杀尽，以雪前耻，致养得贼势张大。其实只是苟全性命，聚众逃生。今既诸寨出降，又渠魁杨幺已被显诛，其余徒党，并是国家赤子，杀之岂不伤恩，有何利益？……不得杀！不得杀！（《杨幺事迹》）
胡、张、岳等人的言论，揭示了荆湖百姓不堪“政繁赋重”、“劫于官吏之扰”、“苟全性命，聚众逃生”的悲惨命运，应视为有识者对农民起义的切近观察与公允评价。这同时也为《水浒传》“官逼民反”的主题，提供了明白无误的注脚。说部作品的文学旨趣，一向偏重于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构筑；《水浒》在表现“官逼民反”主题时，也每将“官”的罪恶归因于高俅、蔡京、童贯等个人品质的恶劣；历史确实为此提供了佐证。如镇压洞庭起义的官军统帅王燮，就以贪酷闻名。他于南宋初年四野未靖、国危民困之际，在岳州大兴土木、营建私宅，又广辟滥官、鱼肉百姓；还“虚张军数，干索钱粮；又纵其部曲捉刺农夫，剽掠杀伤，莫知其数。湖南之民，愿食其肉而不可得！”（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七引张绚语。）连朝廷也降旨切责其“官由货授，政以贿成。军心坐离，敌势愈张。……罪既稔盈，人皆愤疾”（注：胡寅《斐然集》卷一二《王燮降三官》。）。——这个王燮，应即洞庭湖中的“高太尉”、“童枢密”。
而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在揭橥“官逼民反”现象时，还特别注意到具体人事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便注意到荆湖地区粮食奇缺、官军同样乏食的情况：（绍兴元年）……程昌寓依前知鼎州，主管湖西安抚司公事。时鼎之诸县，大半为贼所据，赋役绝少，米贵斗直二千，而养蔡兵颇重。……军粮屡竭，或五日才给糯米一斗，军人鬻妻子以自活。（卷四一） 与程昌寓配合作战的王燮部队，也面临乏粮问题；朝廷切责王燮的诏书中，就有“士食半菽，丰觞豆而自安”（注：胡寅《斐然集》卷一二《王燮降三官》。）等语。而程昌寓解决缺粮问题的举措，乃是“取辰、沅、邵、全四州诸司钱以赡军，又赋鼎民和预买折帛钱六万缗”（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一。该句原注：“昌寓科鼎州民户和预买紬绢钱五万五千九百缗，以赡蔡兵。他书皆不见，今以绍兴二十九年十二月壬申凌景夏所奏修入。”）。也就是说，在程、王道德败坏、鱼肉百姓的个人行为背后，还存在着给百姓带来更大灾难的筹饷“赡军”的政府行为。
金人的入侵不但打破了宋朝上下相安的政治均势，更破坏了封建王朝赖以支撑的农耕经济。为了维持并运转庞大军队以攘外安内，南宋政府不得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将危机进一步转嫁到血肉将枯的农民头上。而洞庭起义的波涛，也正是在此刻变得汹涌异常。只是李心传倒果为因，认为“赋役绝少”是由于“鼎之诸县大半为贼所据”造成的；其实不事生产的军人集团与民夺食，才是造成饥荒、驱民为“盗”的主要原因。战争破坏了农耕业，社会粮食储备有减无增、日渐枯竭。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武装争斗，渐渐演变为对粮食的攘夺。一切政治的考虑、伦理的依违、善恶的辨析，全都淹没在求生本能的盲动之中。死亡的恐怖笼罩着整个社会，人吃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七记录绍兴初年淮河流域卞宁（一作夏宁）武装“食啖万余人”的可怖事件，便是其中一例：（绍兴元年七月）刘光世招安卞宁及郭仲威余党渡江。宁者，楚州五湖中捕鱼人也。初，宁聚集捕鱼，后又聚强壮仅有千余人，在湖中岿北里为寨，无粮食，专掠人为粮。……至是受刘光世招安。又有仲威余党，欲渡淮投刘豫，豫不受，复出没于淮南，亦受光世招安，皆令次长芦以待发舟济渡。宁及仲威余党皆聚于长芦，无粮食，众皆饥，乃掠人为食。半月之间，食啖万余人。乙卯，光世方发舟船来济渡。先是兀术屯于六合，既退军，不虏百姓，尚未觉凋残。经宁等食啖，觉凋残矣。此段记述虽不免夸张之嫌，却绝非空穴来风。卞宁武装及“仲威余党”的性质，在这里已十分模糊，称之“民兵”亦可，称之“盗贼”亦可；其后期身份则是等待收编的“准官军”，部分人还差点儿投奔刘豫、当了“伪军”。然而究其实，这不过是一伙手持武器、“非剽掠无以为生”的乌合之众，是饥饿与死亡，逼他们暂时背弃了人伦立场。
两宋之际由金人入寇所引发的这场惨绝人寰的生民浩劫，震撼并煎熬着南宋学者的人文良知，他们用私乘记述了这段历史的几乎每一个细节，其间显然带有铸史为鉴、以期杜绝悲剧之意。南宋一朝的私乘创作，也因是格外丰富。乱世生民发出的惨痛呼喊，被深深刻录在《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小纪》等史乘中；而岳珂《金陀粹编》一书，在为岳飞昭忠洗冤的主题下，也客观记述了两淮、荆湖地区乱世民众的生存困境，保存了有关洞庭起义的完整史料（注：《金陀粹编》于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初刻于嘉兴府，《续编》于绍定元年(1228)初刻于镇江。南宋端平元年(1234)，亦即岳珂逝世的这一年，二书又合刊于江南西路。该书在元（至正三十三年，1363）明（嘉靖年间）两代都有重刻本。也就是说，历代“水浒”作者，都可能从该书中获得素材及创作灵感。）。这一切，都为“水浒”故事预备下丰富而翔实的历史素材。
在“水浒”故事漫长的成书过程中，宋末元初应是其框架初成、蔚为大国的重要阶段（注：梁山好汉张顺的原型人物，当即南宋末年牺牲于抗元战争中的民兵头领张顺（事迹见《宋史·张顺传》）；因此任何一种有张顺出场的“水浒”故事（包括《宋江三十六人画赞》及《大宋宣和遗事》），都不应早于张顺牺牲的咸淳八年(1272)，此时距宋亡只有7年。故将“水浒”故事框架之形成时间定于宋末元初，应是平允之论。）。南宋宝祐、咸淳年间，民族矛盾因蒙古人的入侵而再度白热化，抗敌御辱成为朝野上下压倒一切的严峻话题。此刻杭州瓦舍中大受欢迎的热门说话，乃是王六大夫的《中兴名将传》及《复华篇》；前者演说南宋初年张、韩、刘、岳“中兴名将”的抗金事迹，意在鼓舞军民的抗元斗志（注：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有“新话说张、韩、刘、岳”，当即中兴故事。）；后者虽以矜夸贾似道“江上之功”为主旨（注：《复华篇》当为《福华编》之误。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下“书史”条：“……廖群玉诸书，则始于景开《福华编》，备载江上之功，虽夸张过实，然文字古雅，颇奇可喜，江子远、李祥文诸公皆有跋。”这里所谓“江上之功”，是指南宋宝祐四年(1156)，蒙古人因上层发生内讧而自解鄂州之围；权相贾似道上表诡称诸路大捷，理宗下诏厚予褒奖。廖莹中（字群玉）等为贾似道门客，因撰《福华编》，以夸大援鄂之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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