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小说《演归氏二孝子》，并在跋语中表白：他之写小说攻击某些人，既不为名，也不为利，非故意跟年轻人过不去，“盖所争者天理，非闲气也”。“至于将来受一场毒骂，在我意中，我老廉颇顽皮憨力，尚能挽五石之弓，不汝惧也。”[6] 果然不出其所料，他的小说和公开信一发表，顿时舆论大哗，招致了更猛烈的抨击。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林纾不得不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过听传闻和“有过激骂詈之言”等过错，但内心深处并未服气。1919年4月5日，林纾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腐解》一文，流露出作为一个落伍背时的“殉道者”的孤独和无奈之情。尽管如此，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林纾仍在坚守着他的孔孟之道和古文阵地。1924年5月，他已经病入膏育，但还亲往孔教大学讲授最后一课《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课后有一首《留别听讲诸子》诗云：“任他语体讼纷纭，我意何曾泥典坟？驽朽固难肩此席，殷勤阴愧负诸君。学非孔孟均邪说，话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7] 逝世前一个月，他写下了《遗训十事》，勉励其子林琮说：“古文，万不可释手，将业必为世宝贵！”逝世前一日，已不能言，犹以指在林琮手掌上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忽怠尔修！”林纾的临终遗嘱，显示出了其作为一个古文家的坚定信念。
1924年10月9日，一代古文宗师林纾在北京溘然长逝，死后归葬故乡。在林纾逝世之后，新文学的作家渐渐对他有了“恕词”。郑振铎不久便在《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11号上发表长文《林琴南先生》，不仅从人格上称赞他是“热烈的爱国者”、“一个很清介的人”，而且对他的白话诗《闽中新乐府》、小说创作和翻译等都作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郑振铎此举的目的，明显是想矫正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林纾“不很公允”的批评。胡适于1926年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说：“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8] 郑振铎、胡适对于林纾的肯定，是因为他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先驱及译界泰斗的地位，是谁也无法抹煞的。然而长期以来，在一些文学史家的笔下，他竟成了封建文化的“卫道士”和妄图阻挡历史车轮进步的小丑。显然，历史对林纾是很不公平的，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对林纾的学术思想及其与新文学倡导者的论战重新进行认识与评价。
综观林纾与新文化倡导者的激烈论战，其基本内容主要涉及到伦理道德和文言、白话这两大主题。新文化的倡导者主张用西方的伦理观念来取代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思想，而林纾则强调“孔孟不可覆，伦常不可铲”。尽管“五四”时期过于偏激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对于解放思想，开启民智，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时至今日孔子依然活在国人的心中，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究竟孔孟思想是好是坏，历史早就作出了定论。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应是现代人的明智选择。
文言与白话的问题，这是林纾与新文化倡导者所论争的焦点。胡适等人主张“言文合一”，废弃文言，使用白话，建立“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林纾则主张文白并存，“古文不当废”。他在《致蔡鹤卿太史书》中，主要阐明了如下理由：(1)“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9] 意思是古文与白话可以并行不悖，这和当年刘半农、蔡元培等人的观点并无二致。(2)“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10] 林纾认为，作文应讲究“意境、识度、气势、神韵”，主张用“雅语”来写作，而白话文使用“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自然属于反对之列。林纾的这一观点，现在看来的确有点片面和偏颇。其实，无论是“雅语”还是“俗语”，只要情真意切、生动感人即是佳作。(3)“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书，不能为古文，亦不能为白话。”[11] 这与他曾说过的“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是同一意思，这是从文学语言的发展史上立论，而不是评说文学与语言的关系，因此，也是有一定道理的。(4)“使人读古子书，须读其原书耶？……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12] 林纾从传授知识的角度，指出在教学上也不能全废古文，而代之以白话。除此之外，林纾还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中说：“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13] 意思是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没有将其“古文”拉丁文废除，而中国传统的古文又何以一定要废呢？林纾又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说：“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此古文一道，已属声消烬尽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14] 林纾已经说得很清楚，古文早就快要烟消云散了，何劳再来倡导“革命”，多此一举呢？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林纾所反对的只是废止文言，而非反对白话文。他与新文化派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是否提倡白话就一定要废除古文。林纾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新文化对古文传统彻底废除的姿态。他希望在白话文学蓬勃发展之时，也能够为古文留下一片生存空间。过去许多论者都认为，林纾拼死捍卫文言文，反对白话文，其实这一观点是十分片面和错误的。事实证明，林纾不仅不反对白话，而且还写过一些白话诗。他在翻译外国小说时所使用的语言，决非像周氏兄弟翻译《域外小说集》那样，使用更为古奥的魏晋古文，而是使用较为通俗、随便，且富于弹性的文言，并杂以口语和外来语，甚至还包含有欧化的成分，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古文的独特的新文体，即“林译小说体”。这类文字与梁启超的“新文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林纾并非是拘泥古文不能自拔的人，而是一位为新文学的发展劈山开路的伟大先驱。
当历史的车轮迈进21世纪之际，回眸上个世纪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面对如今当代文学江河日下、萎靡不振的现实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感到有太多的遗憾。当年新文学的倡导者所追求的白话文理想早已实现，但现代白话文学的创作实绩，同被打倒的文言文学相比却不可同日而语，这简直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莫大的黑色幽默。究其根源，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文学革命”惹的祸，否则何以又要“告别革命”呢？假若如林纾所言，既不“尽弃古文”，而又“行以白话”，文白并存，语体多元，岂不是能为中国新文学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这总比只用一种白话语体要更胜一筹吧！林纾曾哀叹道：“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15] 恐怕他当年的预言，如今却有成为现实的可能。随着当年维新派、革命派希望利用白话开启民智、变革社会的特定的时代背景的消逝，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的来临，当代文学及其语言的变革也一定会随之出现。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打破白话文和普通话的话语垄断，通过倡导文言的复兴、方言口语与欧化语的独立，以及网络语言的崛起等，促进文学语体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繁荣昌盛。这既是重新审视林纾与新文化倡导者的论争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对这位伟大的古文家和翻译家的最好纪念。
【参考文献】
[1]林纾. 不如归序[A]. 林纾研究资料[C].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2]钱基博. 中国文学史[M]. 中华书局，1993.
[3]陈希彭. 十字军英雄记序[A]. 春觉斋著述记：3卷[C].
[4]林纾. 送大学文科毕业生诸学士序[A]. 畏庐续集[C].
[5]蔡元培. 答林琴南书[N]. 北京大学日刊，1919-03-21.
[6]林纾. 演归氏二孝子跋[Z].
[7]朱羲胄. 贞文先生年谱：2卷[Z].
[8]胡适. 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A]. 胡适作品集[C].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
[9][10][11][12]林纾. 致蔡鹤卿太史书[N]. 公言报，1919-03-18.
[13]林纾. 论古文之不当废[N]. 国民日报，1917-02-08.
[14][15]林纾. 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A]. 林纾研究资料[C].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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