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成篇文章出现在商代的《尚书》中，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中国古文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1]借用南朝梁代萧绎的话，正可谓“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面对如此丰富的古文世界，阅读者如何快速把握主旨，准确理解内涵，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介绍三种把握主旨的方法，供阅读者参考。

一、解题法

作文法上讲：“题目是文章的灵魂。”文章的题目有总领全文的作用，但文言文的题目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例如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苏洵的《六国论》、苏轼的《石钟山记》等等，似乎古文中的大多数题目中都会有一个字标示着本文的文体，这些题目中的“表、说、传、论、记”就是文体的标志。文体的标志对阅读理解有何意义呢？借用在曹丕《典论论文》中说过话：文章“本同而末异”，我暂且理解为每篇文章呈现的面目虽然各不相同，但只要是相同的文体，它们在构思上就有规律可循。因此，所谓解题法，就是要研究几种文体的构思规律，以期望读者在阅读文题的时候就能对文章主旨进行某种预测。笔者研究三种常见文体：记、论、说。

记：记，这种文体有“记，备不忘”之意，广义说包括一切事与物，是古文中内容非常庞杂的文体。我们常见的“记”从内容分为记事记人、记物、记游，根据不同的内容，所用的构思法也不相同。记事记人，构思法主要落在“突出典型”上，记事要记典型的事才能有效地议论抒情，记人要记此人做过的典型的事才能有效地塑造人物独特的个性。明代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清代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就是此类的典型代表。记物，可分为亭台楼阁与自然物，大多采用托物言志的构思法。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写岳阳楼四时晴雨，道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与理想。欧阳修借《醉翁亭记》说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心声。苏轼的《喜雨亭记》以“亭以雨名，志喜也”记录下他在凤翔府任通判时，正值此地久旱逢雨，而作为父母官与百姓同忧同喜的心情。曾巩的《墨池记》则在王羲之洗笔处阐发出精深艺术绝非天成，而恰恰是对勤学苦练的结果的领悟。记游，又称为山水游记，在亲历自然山川之后，或抒情或议论，通常采用的构思法按时代而分,唐代借景抒情，宋代叙事议论。借景抒情的技法以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最为著名，《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的句子可谓人人耳熟能详，如此清丽的小潭却被众人弃置一旁，自己贬谪中的孤寂油然而生。叙事议论则以宋代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和苏轼的《石钟山记》最有代表性。王安石游洞未成，叹道：“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苏轼亲身探访，不禁对古人所说的石钟山得名的原因发出质疑：“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论：论为议论类文体，最早说明议论文性质和写作特点的是刘勰，[2]他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也。”议论文，就是要概括各种言论、意见，精密地研求出唯一的道理。它的写作要领是：“论如析薪，贵能破理。”写议论文就像劈柴一样，顺着纹理下斧头，使之顺理成章，一语破的。按内容分，论，不外乎史论、政论和学术论文三大类，而古人尤善史论，虽谈历史可有极强的针对性，但借古讽今已成为史论最重要的构思法。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开史论的先河，而苏洵的《六国论》则在史论中充分体现出条分缕析的特征，他先提出总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然后设分论点：（1）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2）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思维滴水不漏，可谓典范。

说：也为论理性文体，带有说明性与杂感性质，构思法可分为因事感时，借物喻人。韩愈的《师说》因李蟠向他求学，而深感时代学风不正；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则借一个捕蛇者的悲惨命运，感叹苛政对人民的摧残与危害。

韩愈的《马说》和周敦颐的《爱莲说》就是借物喻人。“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马说》以千里马喻人才，来说明知遇之难；《爱莲说》则以花喻人，“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也。”人的品格尽显其中。

罗列三种文体的构思法：

记：记事记人：突出典型

记物：托物言志

记游：唐代借景抒情，

宋代叙事议论。

论： 史论： 借古讽今

说：因事感时，借物喻人

我们可以通过题目中的文体标志，联系相应构思法，在未读文章之前就可对主旨进行预测。例如明代陆树声的《苦竹记》，从题目中看，是记物文，应该托物言志：竹是鲜美之物，但天生为苦，此为大不幸，可恰恰因为苦，无人砍伐而长成茂林修竹，此为不幸中的大幸。作者托此物要言何“志”呢？人生如苦竹，其实不幸中有大幸，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宋代苏轼的《留侯论》，留侯是汉代三杰之一——张良，此文为史论。张良一再忍受圮上老人的傲慢，为其桥下纳履，而终得兵法，辅佐刘邦夺取天下。苏轼借古讽今，指出当代欲成大事者必要有大忍的涵养。

二、关键句法

[3]所谓关键句一般指表明文章主旨的句子，表达作者观点倾向的句子，在写人叙事、摹景状物的文章中有点睛之效的句子，对全文的内容和结构有点示作用的句子。换句话说就是议论句或抒情句。关键句的所在的位置与文体有关，同时也是寻找它的捷径。

“记”的关键句多在文末或段末。例如《石钟山记》“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即在文末。

“论”的关键句就是观点，多在文首。例如《六国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

“说”的关键句则文末、文首皆有。例如《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文首。《爱莲说》在文尾，“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用此方法我们可以迅速找到苏轼《记承天寺夜游》的关键句，准确把握其主旨：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作为一篇“记”，文尾“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写出了作者夜游承天寺的感慨：世上不是没有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缺少欣赏美的人。

再看看“三苏”中的苏洵给二子取名的《名二子说》：

“轮辐盖轸，皆有职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我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不及辙，是辙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作为一篇“说”，先借物后喻人。关键句在段末 “轼乎，我惧汝之不外饰也”，

“辙乎，吾知免矣”。苏洵害怕长子因不善掩饰自己的率真的性格而获罪，同时希望次子苏辙像辙一样远离福祸，成就最理想的为人之道。

三、推理法

所谓推理法，就是从文中的已知信息推论潜在信息，以助理解隐性主旨。丰富而变化多端的中国古文，其主旨有时呈显性，有时呈隐性。显性的主旨用关键句法一目了然，而隐性主旨则应采用推理法。推理法使用的关键在于要找到从已知信息到潜在信息间的桥梁，这座桥梁可以是矛盾处，可以是相似处。

以明代张岱《湖心亭看雪》为例，全文如下：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这篇明代小品看似抒发了作者对山水的真爱之情，但细读全文，会发现一处矛盾：“独往湖心亭看雪”和“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明明舟中有两三人，却说独往，这似乎违反了真实性。细细想来，以小品文立足明代文坛的张岱不会因为笔误而产生这种矛盾，而这恰恰显示出张岱的另一层深意。他用“独”表明自己与芸芸众生不可为伍的清高，身处明末，对于祖国山水的爱的程度也与芸芸众生不一样。

当然，这桥梁也可是文中相似处，以清代梅曾亮《观渔》为例，全文如下：

“渔于池者，沉者网而左右縻之。网之缘，出水可寸许；缘愈狭，鱼之跃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屡跃而不出者，皆经其缘而见之。安之夫鱼之跃而出者，不自以为得耶？又安知夫跃而不出与跃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跃之不善耶？而渔者观之，忽不加得失于其心。嗟夫！人知鱼之无所逃于池也。其鱼之跃者，可悲也；然则人之跃者，何也？”

文章的关键句在文末“人知鱼之无所逃于池也。其鱼之跃者，可悲也；然则人之跃者，何也？”它没有点明题旨，但在鱼和人之间搭上了桥：命运相似。鱼跃出网，只是暂时逃脱，最终还是不能逃脱于池，也最终逃不出网；人世如池，世情如网，人们跳来跳去，终逃不出人世执政者的手掌心。可谓我知人之无所逃于世也。

把握主旨是深入理解古文的第一步，解题法、关键句法、推理法能有效地帮助阅读者抓住主干，为进入高层次的古文鉴赏做好铺垫。三种方法的使用要因文而异，联合并用，方能提高理解的准确度和深度。

【参考文献】

[1] 章培恒主编.《古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 褚斌杰著.《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3] 上海教委教学研究室编.《语文学科教学基本要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