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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研究

时间:2009-8-8 16:57:09  来源:不详
女性文学研究本是一种西方的文学批评观念,它产生于80年代末的欧美。以美国的格蕾·格林和英国的科拉·卡普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企图“改写所有由男性文化体系衍生出来的种种规范、典律”,“揭开久经压抑、掩藏的躯体、无意识以及文化、语言中的深层欲望”;其分析方法则“结合了语言学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斯主义、心理分析和解构论”。(注:陈慧桦:《总序·当代文学理论的喧哗》,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合编、陈引驰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年,第4页。)90年代初,一些学者着意将此引入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如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合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陈引驰译,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芭特勒的《性别麻烦》(london:Routledge,1990),于致中的《正文、性别、意识形态——克丽丝特娃的解析符号学》(吕正惠主编《文学的后设思考》,正中书局1991)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借到台湾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后,研究者把它与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以文本研究为基础,西方理论为导向的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并逐渐向题材研究、主体研究和影响研究等方面演化,从而成为台湾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一般说来,台湾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女性文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研究面较宽、研究队伍较大,并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台湾的古典文学研究队伍中,有一批学者以“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自觉地从事这方面研究。
  整个90年代,学位论文中的女性作者占整个唐代文学学位论文作者的将近一半,1994、1996、1997、1999年都超过一半。从学位论文的女性研究对象来看,所涉及的面也较广,研究也较深入。陈瑞芬的博士论文《两汉隋唐妇女闺怨诗研究》(文化大学1998),对一千多年的妇女闺怨诗细加搜寻,然后加以分类,归纳其时代特色和艺术价值,探析其不同的心理特征和不同的表现手法。同年李镇的硕士论文《唐诗中的两性意象研究》(中央大学)则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切入,首述唐代两性的社会文化处境,次则叙述唐诗中所呈现的两性意象,并阐释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意义,以建构唐代诗人的两性观。王怡芬《〈花间集〉女性叙写研究》(成功大学硕士论文1998),讨论了《花间集》中所有与女性有关的作品,就女性的外貌、心理以及所处环境做出分析和研究。另外,象陈雅玲《唐代妓女研究》(台湾师大1995,硕),吴碧贞的《唐代女仙传记研究》(政治大学1998,硕),林岱莹《唐代异类婚恋小说之研究》(中兴大学1998,硕),赖pèi@①如《〈花间集〉中女性形象研究》(东海大学1997,硕)等,在探讨的角度、深度或研究的方法上也都很有特色。
  从研究队伍来看,台湾不仅有一批女性学者活跃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且还形成了女性主义研究群体。其中的骨干既有中文系学者,如钟慧玲、梅家铃、洪淑苓、郑毓瑜、胡晓真、徐照华等,也有外文系的学者,如曾珍珍、张淑丽等,一批老一辈学者如林文月、叶嘉莹也有一些女性方面的研究和观察。其代表性的论著有:钟慧玲主编的《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里仁书局2000)、钟慧玲《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0),台湾大学洪淑苓、梅家玲等六位女教授的《古典文学与性别研究》(里仁书局1997),廖美云《唐伎研究》(学生书局1995),郑志敏《女伎与唐代文学艺术》(文津出版社1997),林文月《中古文学论丛》(大安出版社1989),叶嘉莹《论词学中的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词学》11集,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胡晓真主编的《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梅家玲《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1995),刘纪蕙《女性的复制:男性作家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中外文学》18卷1期),郑华达《“敬顺”与“悔嫁”——唐代闺怨诗的社会意识》(《大陆杂志》97卷期),王雅资《唐代宫廷女诗人初探》(《中兴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论文集》3期1998),洪素香《唐代宫女入宫原因及其工作生活探析——以〈全唐诗〉为例》(《高雄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8期1998)等。一些男性学者对此也有所研究,如游志诚《唐传奇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倾向——兼以红线为例的意义探讨》(《中外文学》1988·6),马森《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地位:〈烈女传〉的意义》(《国魂》500期),鲍家麟编著的《中国史论集》一集、续集、三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1993)有关女性文学的探讨等。另外,还有上述的一批学位论文,使这个女性文学研究群体,有着很强的后续实力。
  从研究对象来看,女性研究也占较大的比重,以唐人小说研究为例,不但有这方面的专著,如刘燕萍《爱情与梦幻——唐传奇》(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林明德《文学典范的反思》(大安出版社1996),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3),中关于唐人小说的例举等,而且多自觉地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刘燕萍在《爱情与梦幻——唐传奇》序言中称:鉴于历来的唐人小说研究多就人物情节加以分析,不能别出机抒,故而采用西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悲剧理论,对《步飞烟》、《霍小玉传》等女性加以分析,以“扩展出另一研究视野”。林明德《文学典范的反思》中的《爱情的炼狱》则尝试从人性论来解析《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的深层结构。单篇论文也是如此:康韵梅《莺莺传里的情爱世界》(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45期1996)从两性关系来探索这篇小说新的意涵。潘佩馥《李娃传与茶花女比较》(《传习》15期1997),廖玉蕙《〈夷坚志〉中异类婚恋故事的几点观察——兼论与唐代异类婚恋故事比较》(《东吴中文学报》3期1997),邓静蓓《叙述话语与艺术建构——唐人小说〈尼妙寂〉、〈谢小娥〉的一种解读》(《中国文化月刊》207期1997)等则分别采用比较文学、语言分析等方法,力图对唐人小说中的女性作出新的解读。1995年8月,东海大学为配合“国际妇女年”,召开了“妇女与文学研讨会”,就有关女性议题进行了报告和研讨。这是台湾首次对女性文学的专门研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对台湾学术界女性意识的形成,也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1999年4月在淡江大学召开的“中国女性书写国际研讨会”,则是20世纪结束前范围更大的女性文学研究盛会。会后结集成《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学生书局出版(2001)。会上还组织了一场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向海内外学术界展示了这方面的后续实力。专门研究女性、性别的“性别/文学研究会”也于1995年成立,这是台湾第一个专门研究女性文学及性别关系的学术组织。
  第二、对西方女性文学作出自己的解读和改造,有着某种理论上的自觉和明确的女性研究意识。
  西方女性主义主要结合弱势论述和解构论,对所谓实证性的现实和未经验过的男性历史都采取质疑的态度,“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符具的游离、意义的模棱性和历史的断裂等,也许是蛮能符合某些女性主义者口味的”。(注:陈慧桦:《总序·当代文学理论的喧哗》,格雷·格林、考比里亚·库恩合编、陈引驰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年,第5页。)该理论引入台湾后,一些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学者,将其理论加以改造吸收,做出自己的解读。一般说来,她们不再采用历史的断裂和表达上的模棱性,相反却强调历史的承绪,有意识地同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其研究方法对采用语言分析、比较文学和解构论等中国读者较能接受的方式,研究的重点则集中在“思妇文本”、“性别认同和错位”、“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困惑的角度,如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用克丽丝特娃的解析符号学来解析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怀人望远之作,认为历代文人笔下的楼头张望、幽闺独守的思妇,实际上已变成“男性笔下二元化的象征符号”,“男性所自喻和认同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而是封建文化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职能”。1995年12月,在东海大学召开的“妇女文学学术会议”上,与会的女性文学研究者分别从“思妇文本”、“性别困惑”、“性别美学”、“性别认同”、“性别自觉的痛苦”等性别角度,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和重新解读,论文集结为《女性主义与中国文学》于1997年出版。其中台湾大学中文系梅家铃的论文《汉晋诗歌中“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考察了汉晋以来“思妇文本”的形成及其衍变情况,并对相关的两个问题:传统社会的婚姻观与性别规范下的妇女处境,政教理念、诗学传统以及拟代风气,对思妇文本形成过程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魏晋以后,表现女性以写已婚妇女为大宗,因此对“思妇文本”的研究,应首先关注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以及随之而生的“性别角色”规范;建安以后的思妇诗,除甄后的《塘上行》之外,余皆为文人“拟代”之作,而“拟代”往往又是作者就先出之文本予以筛拣、认同后的产物。表现出明显的女性思辨色彩。张淑香的《邂逅女神——解〈老残游记二编〉逸云说法》和《山中传奇——〈老残游记〉的女性叙写》皆是对《老残游记》中的逸云、白妞、屿姑等几位女性进行重新解读,主要采用“JosephCampbell英雄追寻神话的理论分析”,再以“古典文学‘遇仙’的传统审察其叙写模式”(注:分别见《语文.情性.义理——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台湾大学中文系编印,1996;《世变与维新——晚明与晚清的文学艺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第391页。),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传统结合起来。许丽芳《女子弄文诚可罪——试析女性书写意识中之自觉与矛盾》(《中国女性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生书局2001)则用比较的方法从书写的角度切入,来分析女性自觉时的矛盾与痛苦。作者指出:女性书写的价值观不同于传统的男性,“传统书写之价值依据往往来自书写者对外在环境之关怀与贡献,至于个人怀抱,则往往较为忽略,甚而形成书写者本身之自我约束与焦虑来源”,“相较于男性书写者之意识,女性书写者往往另有自我怀疑之矛盾或焦虑,即书写活动似与个人应有之作为有所冲突,而此亦形成女性于书写活动所呈现之特质”。至于产生这种书写价值差异的原因,作者认为与写作空间和传统中的定位有关:女性书写的“写作时间往往零碎片断,与男性之全然投入甚而以为毕生职业所寄有所差异”;“女性书写者之特有矛盾即所谓‘才’与‘不才’之挣扎,主要来自道德规范而形成的自责或内疚。至于男性,其之所以避免露才扬己,亦在于道德价值之判断,主要为对全体环境之负责,而非仅限于家族”。胡晓真的《秘密花园:论清代女性弹词小说中的幽闭空间与心灵活动》(中国文哲研究所讲演稿2001.7.24),以晚清的两部弹词小说《金鱼缘》和《笔生花》为诠释文本,从性别自觉的痛苦与解脱以及性别错位等角度,对女性书写者创作心理以及表达方式上的矛盾有更为细密的体察。作者认为,这些女性书写者在创作弹词小说时,“展现的也是一种极为暧昧及摆荡的姿态:她们一方面欣欣自得,执着不悔;一方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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