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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孟子的“诗亡”与“《春秋》作”之论。“诗”所象征的是儒家理想中的“政文一体”②的政治、文化状况。此时官方意识形态与知识阶层的乌托邦话语是合二为一。“诗”正是沟通君臣上下的有效方式。《春秋》所象征的则是民间的、知识阶层独立话语系统的确立。既然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然不复存在,大一统的君权已分化为大大小小的权力集团,并且完全放弃了恢复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努力,那么知识阶层就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在文化上重新统一天下的重任。以《春秋》作为赏罚手段虽然不能起到实际的政治作用,却可以起到在观念上维护统一价值标准的作用,可以起到延续文化精神的作用。如果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即联系知识阶层的生存状况来看,则“诗亡”与“《春秋》作”之论还有更隐秘的含义。在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士人阶层已经成为一个很强大的社会阶层,这远非孔子的时代可以相比。春秋之时,各诸侯国的执政者主要是由贵族构成,贵族的子弟则成为后备的执政者。布衣之士而进入统治者行列的不是没有,但肯定不是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士人阶层①的主要从政途径是到某个大贵族家里做陪臣。孔门弟子中凡从政者绝大部分是由家臣而为邑宰,除宰我之外没有真正进入权力核心的。此时的士人阶层是刚刚出现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尚处于社会边缘的社会群体。即使在文化上,贵族子弟有自己受教育的途径②,官方文化依然是主流文化,士人阶层的言说也同样是微不足道的。到了孟子之时情况完全不同了。此时贵族阶层已经分崩离析,执政者主要来自平民出身的士人。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激烈竞争的刺激下,对具有真才实学的士人的需求空前强烈,游荡于社会上的布衣之士成为执政者集团的真正后备大军。同样在文化上由于官方的贵族文化随着贵族阶层的解体而失去主导地位,士人阶层的文化便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这就是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士人阶层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力量。当时天下各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除战争、实现和平。而根据当时各方面情况,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实现天下的统一。面对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士人阶层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人走务实之路,试图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的角逐来使某一诸侯国强大起来,从而兼并其他国家,实现统一。诸如纵横家们的“合纵”、“连横”,法家的“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就是走的这一条路。这是用政治的或现实的方法解决政治的或现实的问题的做法。另一部分人则走务虚之路,试图通过文化话语的建构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再进而落实为政治上的统一。孟子便是这派士人的杰出代表。故而,“诗亡”代表着原有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的轰毁,“《春秋》作”则代表着重新统一意识形态的努力。试图通过历史叙事来影响甚至决定实际的历史进程,这正是士人乌托邦精神的集中体现。孟子奔走游说,到处宣扬“仁政”、“王道”,大讲“四端”、“求放心”、“存心养性”,又斥异端、辟邪说,都是在做着同样的努力。
既然“诗亡”代表一种意识形态的破坏,而“《春秋》作”代表一种意识形态的兴起,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诗”与“春秋”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就历史的事实而言,在西周至春秋之时,“诗”作为贵族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来说,它的意识形态性质主要表现在对贵族特权和贵族身份的确定、强化以及贵族关系的协调上。就儒家的话语建构而言,则“诗”乃昭示着一种理想化的价值观———它是善恶的尺度,是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的有力武器。儒家士人依靠“诗”所独有的多种阐释可能性来赋予其种种价值功能,力求使之成为负载儒家价值观的话语系统。以至于到了汉代不仅出现了以“美刺”说诗的普遍现象,而且还出现了“以‘三百篇’当谏书”的情况。“诗”的实际功能与儒家所赋予它的功能之间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的。《春秋》的情况则不同。就实际的历史而言,这部史书的意识形态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所谓“乱臣贼子惧”云云,不过是孟子的期望而已。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们是不会因儒家的历史叙事而丝毫改变自己的政治、军事策略的。儒家遵循的是理想的文化逻辑,现实的执政者遵循的则是关系着生存的利益原则,二者是格不入的。至于儒家思想在后来的发展中渐渐弱化了乌托邦色彩,增加了现实的可操作性,以及大一统之后的统治者向着儒家文化寻求合法性支持,则是君权与士人阶层在权力层面上相互协商、彼此磨合的结果。
总之,“诗亡”与“《春秋》作”之论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它既体现着春秋战国之际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由合而分的历史轨迹,又展示着儒家士人话语建构的乌托邦精神;既昭示了从孔子到孟子社会文化空间的嬗变,又彰显了儒家士人重新统一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强烈愿望。自此之后,借助于对“诗”的阐释①来恢复“王者之迹”以及依靠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来以话语建构干预现实权力的努力,便成为儒家士人千百年中遵循的基本政治策略和文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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