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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古叙事中士人与市民地位的倒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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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7: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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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鲁迅把清代小说分为四派，即拟古派、讽刺派、人情派和侠义派。在这四派中，拟古派的代表作是《聊斋志异》；讽刺派除了晚清的谴责小说外，《儒林外史》“几乎是唯一的作品”；而人情派小说在《红楼梦》之后接踵而来主要是形形色色的续作，直到晚清“《红楼梦》才谈厌了……于是便用了《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情，场面又为之一变。”[8]侠义派小说则包括从清中叶的《施公案》等公案小说到后来的《儿女英雄传》乃至晚清的《七侠五义》等五花八门的侠义小说。当然，这一时期的小说不仅限于以上四类，还有继承《水浒》风格的英雄传奇和承《三国》余绪的历史演义等不少其它类型的小说。但就形成这一时期特点、产生了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代表作的小说流派而言，鲁迅所归纳的四种小说流派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和传播的主导趋势。
在上述的四种小说流派中，前三种的代表作都出现在清代前期，而侠义派则鼎盛于清中叶以后。这种时间顺序是否有意义呢？从叙事内容所表现的社会文化背景关系来看，《聊斋志异》比较庞杂，而《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则都是以士人社会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写实类叙事作品。我在上文中曾指出，这两部书中士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与价值观念已逐渐衰落下去。同时还应当注意到，此后在这两部书问世以来的近百年中，这类写实性的世情小说基本上没有出现重要作品。这一点在近古叙事艺术发展的历史上不是没有意义的。
明代的世情小说当以描写市井社会的《金瓶梅》为最。《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至今无定论。前人有种种传说，如“嘉靖间大名士”、“世庙一巨公”等等，而后又有种种考证，如王世贞说、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等等。大多数说法似乎都相信《金瓶梅》的作者是有一定地位、才学的文人。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持异议。如梅节就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后人指为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等等，皆缺乏可靠证据。从本书的内容、取材、叙述纠葛和语言特征看，《金瓶梅词话》应为民间说书人的一个底本，其作者大概是书会才人一类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梅节的观点与此前徐朔方先生的观点相合。[9]确实，其他姑不论，只要看看《金瓶梅》回目双句标题之粗陋稚拙，比其前后较有名的作品中类似标题都要差得远，仅这一点就很难想象是什么“名士”、“巨公”的手笔──出自“名士”大手笔的东西怎么可能连稍微象样点的起码的对句都写不出来呢？尽管作者无法认定，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金瓶梅》所表达的文化涵义的确与士人的自身状态与命运相去甚远。而清代的世情小说代表作则是描写士人社会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描写对象的这种转变从艺术上讲，是高水平的文人作家即真正的“名士”大手笔对写实艺术兴趣的增长；从叙事的文化涵义方面讲，应当说是表现了文人对自身状况和命运的关注。
然而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之后，叙事艺术的潮流转向了公案和侠义故事。这类故事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相比，最明显的当然是写实兴趣的消退。同时从故事的文化背景还可以看出，士人在这些故事中的地位似乎变得无足轻重了。对于叙事潮流的演变，鲁迅曾作过如下分析：
……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10]
他认为叙事潮流演变的原因是“时势屡更，人情日异”。可以说艺术演变的原因通常的确不外乎“时势”──社会文化环境，和“人情”──读者的欣赏要求这两端。问题在于为什么时势和人情会导致人们的欣赏趣味的彻底翻转，从醉心于旖旎缠绵的感伤情调一变而为“揄扬勇侠，赞美粗豪”？仅说“文人或有憾于《红楼》”，“民心已不通于《水浒》”，似乎过于简单了一点。
从故事内容那种白日梦般的虚幻意味和人物性格的过分矫饰来看，《儿女英雄传》与其说是因“有憾于《红楼》”而作，倒不如说是从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潮流另衍出的一支更接近一些。与《玉娇梨》和《平山冷燕》那样的纯粹才子佳人故事不大相同，《好逑传》的故事中在才子佳人之外加上了一点豪侠气，有点《儿女英雄传》中儿女柔情与英雄豪气合为一体的味道。而到了《儿女英雄传》中，书生安公子已经没有了才子佳人小说中士人那种高人一等的尊贵地位，在侠女何玉凤面前像个可怜虫。至于《三侠五义》一类侠义小说中，则干脆没有书生一类士人的地位，全成了市井豪侠盗贼们的天下。至于以断狱为主的公案类小说，有人认为起源于宋代，可以话本《错斩崔宁》为例；[11]鲁迅则以为唐代传奇中的断狱故事如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影响于后来之小说者甚大……若《包公案》中所叙，亦多有类此者。”[12]如果拿《谢小娥传》与后来的《施公案》之类的公案小说作比较，可以看出最明显的差别就是：《谢小娥传》居于关键地位的是明断是非的官僚士大夫，而《施公案》中的关键人物则是侠客黄天霸。总而言之，当人们因“有憾于《红楼》”而转向“揄扬勇侠，赞美粗豪”时，实际上意味着在《儒林外史》、《红楼梦》乃至才子佳人小说中作为作者所关注的中心的士人社会已悄悄退席了。
士人阶层所生活、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叙事中逐渐失去了重要性，这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致于士人阶层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地位。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从清初以来随着科举制度和捐纳制度的发展，作为官僚士大夫文化背景整个士人阶层变得越来越庞大，应当说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无论是就人口比例而言还是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言都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了。然而另一方面，这个日益庞大的士人阶层也在日益走向腐败。一些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这一时期士人社会情况时则提出，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与人口过剩相关的对国家政治产生毁灭性影响的“文化人生产过剩”问题：
文化人生产过剩，因为容纳他们并给他们以报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能力有限……人们要求得到这种社会地位的愿望是如此强烈，致使县官们可以靠接受希望避免除名的童生的贿赂而大发其财。清代实行捐监，即为荣誉学衔和实授公职举办捐纳，它虽然不断地用这种办法来开辟财源，但捐纳制度显然还不能充分满足人们希望得到这种优越社会地位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在地方上，最显著的后果是各级行政机构冗员充斥……许多人在谋取官职时受挫，也有许多人转而在官制以外谋求其他职业。[13]
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士人阶层已经走向最后分化、瓦解的过程中。《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为这个阶层、这个社会所唱的挽歌。
到了晚清的时候，与公案侠义小说并行，描写世情风俗的写实类叙事又再度兴起。其中有代表性的应推鲁迅所说的“狭邪小说”和“谴责小说”。这两类小说的内容和思想性相差的确很大。但可以看出二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这两类故事中虽然都描写到了士人社会，但所表现出的已经是完全堕落、腐败了的士人社会。这些小说中对传统的士人社会不再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所表现的那种哀惋和感伤，而是变成了鄙视和丑诋。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士人社会终于真正走到了尽头，将要从现实社会中退席了。
注释：
[1]《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八回，梦梅馆1993年版。
[2]参看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下篇《中国商人的精神》，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3]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97页。
[4]于慎行《榖山笔麈》卷之四，中华书局《寓圃杂记 榖山笔麈》1984年版。
[5]参看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
[6]参看袁宏道《龚惟长先生》，《袁宏道集笺校》2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7]黄小田评点《儒林外史》第五回批语，黄山书社1989年版。
[8]参看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中国小说史略》
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9]参看梅节重校本《金瓶梅词话》附录“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梦梅馆1993年版。
徐朔方的相关论点参看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0]《中国小说史略》2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1]参看杨子坚《中国古代小说史》第十三章第五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2]参看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三讲“唐之传奇文”。
[13]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117—1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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