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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古叙事中士人与市民地位的倒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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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7: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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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从表面上看，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无论就结构还是价值观念来看都仍然沿袭着传统。然而对于士人阶层所面临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而言，已经形成了充满矛盾的尴尬处境。这种尴尬处境反映在叙事艺术所表现的文化涵义中，便形成了士人与市民—商人阶层地位的转换乃至倒易。
二、
清初顾天石在为孔尚任《桃花扇》写的序中说：
当其时，伟人欲扶世祚，而权不在己；宵人能覆鼎餗，而溺于宴安；扼腕时艰者，徒属之席帽青鞋之士；时露热血者，或反在优伶口技之中。
按照顾天石的看法，《桃花扇》所写的虽然是有关国祚兴亡的政治斗争，故事中的真正主角却不是与政治斗争直接相关的统治阶级中忠奸两党，即所谓“伟人”与“宵人”；而是“优伶口技”，即生活在勾栏瓦舍、青楼酒馆市井社会中的市民。这其实正是孔尚任作《桃花扇》的本意。作者写南明兴亡之事却以“桃花扇”为题，实际上反映了他对社会生活中各阶级、阶层地位变化的一种感受。在他看来，妓女、优伶的市井社会已不再是与政治、国家兴亡无关的歌舞升平之地。在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倒是那些妓女优伶之辈，不仅在道德操守上远远高于蝇营狗苟的权奸，而且在胆魄、识见和行动上也比那些倾轧内讧的藩将和扼腕浩叹的清流更胜一筹。所以《桃花扇》所表现的是，到最后国破家亡，帝基与权奸俱灰飞烟灭，惟妓女优伶的慷慨壮烈形象流芳后世。
与明代市井小说、传奇不同，《桃花扇》所叙述的故事背景属于传统的士人社会。然而就在这个士人的社会中，我们却看到市民与士人的地位颠倒了过来。这在近古叙事艺术的发展中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桃花扇》问世后大约半个世纪，一部真实、深刻地表现士人生活与精神的叙事文学巨著《儒林外史》出现了。关于这部书的主旨或主要思想意义历来众说纷纭。据卧闲草堂本评语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后人多以此说为的论。然而把如此一部大书的精髓仅仅归结为抨击功名富贵则不免肤廓。中国历史上淡泊明志的士人和粪土名利的文章不可胜数，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当然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其中。然而《儒林外史》的价值和意义又不仅在此。《儒林外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抨击了功名富贵，更重要的是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一个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功名富贵”的特点及其对于士人、对于社会而言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从而揭示了近古时期士人文化发展演变的特征。
这部书顾名思义写的是“儒林”之事，也就是士人社会的事。然而这个士人社会却与市民—商人的市井社会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就在全书的正式开场第二回中，首先写到身世的第一个士人是周进。这个人皓首穷经几十年却一直穷困潦倒，直到后来靠着商人金有余等人的帮助才得以发迹。紧接着周进写到的第二个士人是范进。范进在受到周进提携之前则是依傍着一个小商人胡屠户生活，靠着胡屠户偶尔拎来的猪大肠打打牙祭。范进这样的潦倒士人在胡屠户这样的小市民商人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窝囊，的确令人在忍俊不禁之余感慨系之。周进和范进的境遇可以说是《儒林外史》中士人社会的一个象征：他们的迂腐、潦倒以及得志后的种种丑态，不过是后面所描写的儒林形形色色人物的缩影，揭示出整个士人阶层的堕落。
这个士人阶层的堕落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书中对严贡生的豪猾、严监生的悭吝以及亲戚朋友们种种丑态所作的描绘，用清人黄小田的评点中语来说：“嫉世之深，一至于此。然而太毒。”[7]但如果与《榖山笔麈》中关于徐阶不择手段聚敛财富的记载联系起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吴敬梓的描写尽管“太毒”，却确确实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士人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向商人（甚至是奸商）的靠拢，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士人精神在充斥社会的物欲中的沉沦。
从个人的品行操守来看，书中的士人并不是个个都变成了势利小人。书中毕竟还塑造了一些具有传统士人风范、讲求文行出处的理想士人形象，从“楔子”中的王冕到后来正文中的杜少卿、庄绍光等人都属此类人物。然而这些人物却与周围的社会环境有一种格格不入之感。王冕从峨冠大氅惊世骇俗到最后飘然隐去，形象地表明他与这个社会无法共存。正文故事中的杜少卿等人虽然生活在这个社会环境中而没有像王冕那样遁去，他们在精神上却无法与社会协调起来。第三十七回泰伯祠大祭是这些正人君子们的一次盛典，但那种隆重的气氛却显得突兀而古怪，无论如何与前后所描绘的人情世态统一不起来。他们重整礼乐的努力令人觉得有点悲壮与滑稽兼而有之的堂吉诃德味道。
书中的杜少卿尤其是个值得研究的人物。他从一个家底殷实的世家公子沦落到后来典当衣物的地步，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问题在于，他的家道中落并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大的灾难或坎坷。据第三十四回“议礼乐名流访友”中高侍读说：
……这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他家祖上几十代行医，广积阴德，家里也挣了许多田产。到了他家殿元公，发达了去，虽做了几十年官，却不会寻一个钱来家。到他父亲，还有本事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子，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辞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吃混穿，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
显然这是一个真正遵循古训的传统士人家庭。然而这个家庭在周围的社会环境中显得未免不通世务。但在杜少卿之前毕竟还能维持。杜少卿不务农桑、不求仕禄又不权子母，他家的最后败落完全是坐吃山空的结果，而且败落得出奇地快。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败家子，是个品行高尚的人，是个真正的才子。他的麻烦在于，他在精神上属于传统的士人阶层，而他那种豪爽侠义、大手大脚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却深陷到了商业化的市井社会之中。第三十三回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话说杜少卿自从送了娄太爷回家之后，自此就没有人劝他，越发放着胆子用银子。前项已完，叫王胡子又去卖了一分田来，二千多银子，随手乱用。又将一百银子把鲍廷玺打发过江去了。王知县事体已清，退还了房子，告辞回去。杜少卿在家又住了半年多，银子用的差不多了，思量把自己住的房子并与本家，要到南京去住……
就在这段话上，黄小田批道：“弃祖业，离乡里，此少卿之疵也。”这句批语的意思不仅是说杜少卿挥霍得过度了，而且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弃祖业、离乡里去繁华都市生活的做法实际上不大合乎传统士人进退出处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与王冕的隐身远遁相比就可以看出差别来。他的祖业之所以败落得那么快，显然与商业化的社会生活环境影响是分不开的。
总而言之，《儒林外史》中的士人阶层，从整体上说是在市井社会环境中日渐衰落下去了。从生活方式来看，士人阶层的地位已倒转到了商人之下。这似乎意味着整个传统社会精神的衰颓。然而在作者看来，这个社会实际上正在产生着一种新的道德精神，这种新的精神就出现在市民社会之中。就在故事一开始周进中举情节中，金有余等一拨商人就以济难扶困的行为塑造了一种远远高于周进一类迂腐士人的道德形象。卧闲草堂本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的评语中赞道： 金有余以及众客人何其可感也。天下极豪侠极义气的事，偏是此辈不读书不做官的人做得来，此是作者微词，亦是人间真事。
在这些人身上，令人感到有一种更清新的精神存在。当然，就书中第五十五回的几个市井奇人来看，像季遐年的孤僻、王太的傲岸、盖宽的洒脱大方和不谙生计等，与其说是市井之人，不如说是杜少卿一类狂狷士人的影子。这说明作者的视野毕竟还是局限在士人社会中。尽管如此，吴敬梓在全书结尾所投注的理想不在儒林而在市井，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士人与市民的地位已倒转了过来。
略晚于《儒林外史》的另一部叙事巨著《红楼梦》与前者不同，书中所写的生活内容比《儒林外史》涉及的生活圈要小得多，几乎全部故事都发生在官僚士大夫家族的萧墙之内。然而这两部书同属于一个时代，同样是现实地反映士人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的作品，因而同样可以从中看到士人地位的变化情况。
《红楼梦》中的贾家虽然可以说是个书香门第，然而其中真正可算得上标准的传统士人的人差不多只有一个贾政。除了后四十回续书中为了使贾家复兴而生编出宝玉叔侄应考、“兰桂齐芳”的情节外，偌大的贾家竟没有一个人走过应举入仕的正途。这当然与贾家作为世袭勋贵和后来作了皇亲国戚的特殊家族背景有一定关系。但无论如何，这种特殊的背景使得贾家的人们──尤其是贾宝玉──得以站在一个相对超脱的立场上观察和评价士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
据书中称，贾政“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祖父钟爱，原要他从科甲出身，不料代善临终遗本一上，皇上怜念先臣，即叫长子袭了官，又问还有几个儿子，立刻引见，又将这政老爷赐了个额外主事职衔，叫他入部习学”。无论从贾政出身还是人品来看，他都可算作一位标准的士人。从他对宝玉的期待与失望的态度来看，他心目中的社会地位与人生理想都是与功名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另一方面从《红楼梦》中荣宁两府以及与之相依为命的另外三大家族（书中所涉及的主要是薛家）的生活方式来看，虽然他们是世家贵胄，维持他们那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却不那么传统，不能简单地归之为祖辈留下的封荫和皇上对贵戚的恩赏。贾家“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生活靠的是经营，薛家当然更不用说直接就是皇商。也就是说，这个贵族世家的生活方式和煊赫的地位从物质基础的角度来讲，是依靠商业经营支撑的，可以说是商业化了的士族。这层关系在书中表现为作为经营者的王熙凤在这个家族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贾政和王熙凤分别代表了以功名为中心和以经营为中心这样两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但除此之外书中还表现了第三种态度，这就是贾宝玉的人生态度和以他为中心的大观园众姐妹的生活方式。贾宝玉对贾政的价值观念势不两立，他用“禄蠹”一词表达了他对传统士人人生态度的鄙视。同时宝玉对商业经营活动更是一无所知。那么他所寻求的是什么呢？透过宝玉与黛玉、宝钗等人缠缠绵绵的情感纠葛和大观园里的风花雪月可以看出，在他的世界中士人也好、市民或商人也好，都没有任何地位。他的世界是以个人的才华和情感（还有容貌风度）为中心的。这是一个充满了绚烂色彩的理想、唯情的世界，然而也是一个被大观园的围墙封闭起来与世隔绝的孤岛，而且是个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孤岛。
总起来说，《红楼梦》中表现了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一是贾政所代表的以功名为中心的传统士人社会意识。但这种观念在书中显得贫弱无力，只是贾政与一帮无所事事的清客，再加上外边那个“貌似有才、性实狡猾”的贾雨村，既未见于国有经纶济世之才，又不见于己有飞黄腾达之象。显然在曹雪芹眼里，这些人不是尸位禄蠹便是迂腐书生，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已经失去了真实的地位。二是由贾母撑腰的王熙凤所代表的讲求实际、具有经营意识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王熙凤在《红楼梦》的世界中显然是最富有活力的角色，她可以说是商人的实利主义侵入到贾府这个传统社会中的标志。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在曹雪芹看来，她那商人式的精明才干并不能解决贾府这样的传统社会寄生物的根本问题。三是贾宝玉们的以才华、情感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作者最欣赏的，然而也是最虚无缥缈的。
《红楼梦》中所描写的世界比起《儒林外史》来当然要小得多，然而作者对社会的洞察并不由此而较弱一些。作者显然已经意识到，禄蠹书生们的士人社会已经在衰落下去，所谓“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但仅从书中有限地涉及到的外部世界就可以看出，真正有活力的人物和生活仍然存在，但只属于这个家族围墙之外的世界：不为“呆霸王”的金钱和势力所屈的柳湘莲，质朴中带几分世故的刘姥姥，最终给了袭人一个温馨家庭的蒋玉函等等，都使人想象到存在着另一个更有活力的世界，只是作者不可能从大观园的围墙内看到那个外面的世界中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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