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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代的政治权力与文学：区隔的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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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8: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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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符号地位的低下，37 或者就以漠视它的方式默许它的存在。38 因为有时批评它也倒反而意味着承认它作为对手的存在。
在古代中国，文类的符号秩序似乎要更森严一些。与诗、文这些与科举考试结合在一起具有统治地位的文学话语形式不同，词、戏曲、小说程度不同地被裁定为一种低级形式的写作，39 也就是说，遭到程度不同的符号排斥。这种排除甚至受到低级文类作家的认同。40 固然，这些低级文类会接受主流文类的话语压力，词会被诗化，41 曲会被词化，42 而与诗词距离最远的小说也常常不得不画蛇添足地羼入大量的诗词，甚至硬梆梆地来一段"有诗为证"，然而，低级文类以拉近与高级文类之间的距离的方式来抬升自身地位的文学史表象不能掩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在古典时代的中国，符合文学的自由本性的对于正统意识形态的颠覆，并非始于屈原，43 亦非滥觞于发愤著书的司马迁，更不是不平则鸣的韩愈，44 因为他们批判的武器或者发牢骚的前提仍然还是封建社会的官方话语；唯有立足于民间立场的非主流文学家才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这样的叙事，而这种叙事，只是在低级文类中才成为可能。钱钟书先生认为："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睁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45 实际上，每当一种来自于民间的文类被主流社会的文人占领，每当已经雅化了的文类例如诗、文、词等开始托物言志、开始申说忠君爱国，内容远远不仅仅限于爱情的民间话语就不可避免地向新的文学空间例如戏曲、小说进行大规模殖民。
但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指出，即使是戏曲小说这样的低级文类也不可能是民间话语的狂欢节的净土。通过政治暴力，46 通过符号暴力，47 意识形态主流话语会迫使民间话语臣服于自己的意志：一方面民间话语决不会直接蓄意触犯官方话语的禁忌；另一方面，它自身也无法完全过滤掉正统观念的成分，后者可能以种种形态留存下来，从而成为它自身的一部分。实际上，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低级文类内部，权力代理人根据作品的内容也构建了两类区隔，对于那些能够灌输正统意识形态并且不会触犯统治阶层颜面的某些低级文类加以容忍，而对于那些作用刚好相反的作品则加以无情打击。48 五 政治权力与文学合法性
综上所述，在整个话语权力体系中，作为符号象征系统的文学，由于其能指的自我指涉性意味着对意识形态可能的疏离，从而决定了它不可能被权力代理人视为最高层次的符号资本，因而它也不可能将自己建构成最有效的符号权力。中央集权权力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在文化等级秩序中将文学贬斥到最底层，另一方面，在文学内部，又构建了正统文学和异端文学的符号区隔--具体常常表现为高级文类与低级文类的区隔。这就是说，运用元资本对文学进行一种调节：首先，对于能够突显自己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学授予一定的符号资本，并在事实上赋予它主流文学的地位；其次，对于在结构上构成对官方话语潜在挑战的文学，则直接或间接剥夺其可能得到的各种资本，49 并以将它贬之为低级文类的方式忽视其存在，将它合法排除出表征领域。50 最后，在低级文类中也依据载道的程度构建两类区隔，以达到排斥异端，捍卫主流话语的目的。
但是，假如我们上述的论述可以成立，我们还不能据此推断，政治权力已经对文学的合法性构成本质上的威胁。因为尽管从总的方面上来说，在前现代社会，文学被一种他治性即政治逻辑所统治，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学的自由本性，制约了非主流文学的发展，然而，就其社会功能而言，由于在文字印刷时代，文学是一种唯一的表征工具，具有无法替代的垄断性叙事话语的性质，因此，虽然我们在上文中以大量篇幅谈到了非主流文学，但它的被支配、被压制、被蔑视的地位决定了权力代理人不可能以它为标准来决定整个文学的生存权。实际上，尽管对于任何统治性话语而言，文学绝不是最好的话语形式，但在对它进行二元对立的符号区隔的条件下，在以意识形态的逻辑对它进行了成功改造的前提下，它仍然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仍然具有可利用的价值，仍然可以转换成能够诱使被支配者自愿与支配者合谋的符号权力。作为压抑性主体的权力固然抑制了文学的自主性，固然制止了文学试图建立与官方话语不同的想象性关系的任何合法努力，但另一方面，福科所强调的权力的生产性在这里也同样生效：51 权力唯有借助于话语的生产才能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主流的文学话语一方面固然是统治性意识形态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参与了权力的构成，它自己也是意识形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构成因素。政治权力需要文学的声音来灌输符合自己利益的、与宗教启示的真理、哲学思辨的真理、历史学训示的真理甚至自然科学真理不同的另一种真理，即使用语言形象来叙事的真理。当文学的真理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一种迂曲的合法化辩护时，它也为自己的合理性存在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因此，在前现代社会，文学的合法性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注 释
1 布迪厄说："国家是符号权力的集大成者，它成就了许多神圣化仪式，诸如授予一项学位、一分身份证、一件证书--所有这些仪式，都被一种权威的授权所有者用来判定一个人就是她在仪式上被展现出来的那种身份，这样就公开地确定她是什么，她必须是什么。正是国家，作为神圣化仪式的储备银行，颁布并确保了这些神圣化的仪式，将其赐予了仪式所波及的那些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国家合法代表的代理活动，推行了这些仪式。因此，我对韦伯的名言加以改动，使它更具一般性，我认为，国家就是垄断的所有者，不仅垄断着合法的有形暴力，而且同样垄断了合法的符号暴力。"布迪厄：《实践与反思》，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302页。黑体字为原作者所加。
2 例如接受美学认为读者也是作者，解构主义者如福科认为作者乃是一种功能性概念，文学社会学家如布迪厄认为独创者这一概念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一种发明，符号学家巴特甚至宣布作者已经死亡。
3 Bourdieu，P．，In Other Word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90)，第138页。
4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要运用元权力的立法形式将诗人当作小丑一样拒之门外，乃是中央集权权力通过剥夺文学的符号信誉亦即贬斥其符号资本（尤其是社会资本），以达到对它进行合法排斥目的的最好说明。
5 时至今日，中国仍然存在着文人与学人的明显区隔，看一看上文提到的《断裂问卷》在何种程度上以学人为攻击的对象，就可以知道那些文人们在何种程度上意识到承受了这一区隔的压力。
6 见王充：《论衡》，《诸子集成》，第七册，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274页。王充本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显然，这种观点是一种流行的观点。参见附录部分对中唐古文运动的两副面孔即道学家面孔与文学家面孔的相关分析。
7 沈约：《宋书》，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30-1831页。
8 著名史学家郑樵也极力澄清文学家与史学家的界限，他说："修书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书之人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书。若之何后世皆以文人修书？"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75页。
9 《全三国文》卷七，曹丕《与吴质书》，
10 《颜氏家训·文章》
11 《魏书·温子昪传》
12 《宋史·刘挚传》有一种极端的说法甚至认为文学家的人品之恶劣，与其写作本身的特点有本质上的联系："有一朋友谓余曰：’天下惟一种刻薄人，善作文字。’后因阅《战国策》、《韩子》《吕氏春秋》，方悟此法。盖模写物态，考核事情，几于文致、傅会、操切者之所为，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缓、长厚，多可为之，则平凡矣。"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88页。人们诅咒中外文人该下地狱，可参见同上书，第二册，第687-688页。
13 《颜氏家训·文章》
14 转引自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5页。
15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页。
16 转引自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422页。
17 扬雄：《扬子法言》，《诸子集成》，第七册，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4页。
18 顾炎武在"《通鉴》不载文人"条中写道："李应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而授予御史中丞。翌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928页。
19 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一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381页。
20 关于这种符号排斥，最极端的例子之一可以在顾炎武的异端文学误国论中找到："王伾之吴语，郑綮之歇后，薛昭纬之《浣溪沙》，李邦彦之俚语辞曲，莫不登诸岩廊，用为辅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风流，以为通脱。而栋折榱崩，天下将无所芘矣。及乎板荡之后而念老成，播迁之余而思耆俊，庸有极乎？有国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轻浮之士，此移风易俗之大要也。"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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