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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的永久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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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0-2 19:28: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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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派的疑古之论，比如顾颉刚著名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也主要是受到宋儒郑樵和清儒崔述求实辨伪精神的影响才形成的。这说明中国古代的考辨精神及其方法得到了现代学者的认同。时至今日在涉及“古”字的学术领域，乾嘉学派依然受到推崇，甚至有学者认为倘若不做些考据功夫，学问就缺乏根基。言外之意，惟有考据乃为本色，乃为当行，堪称真学问。那么为什么古人的这种考辨精神在现代学术界能够大放异彩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恰好符合了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史上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精神。其实许多西方思想家早已认识到了这种实证主义的局限，将其视为科学主义或工具理性的产物，并强调人文领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的独特性。中国的学者中那些头脑清醒、识见宏博者，如钱穆、徐复观等人，亦早就指出，为考据而考据，或者没有思想指导的考据根本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在古代文论研究中，考证、注释、校勘、钩沉、辑佚等等只能算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更有意义的应该是发掘古代文论话语中蕴含的当下意义，亦即“永久魅力”。
那么古代文论的“永久魅力”究竟何在呢？首先是言谈本身的审美性质。古人的文字书写，不管属于哪个类别，都追求语言文字本身的审美效果，于字里行间浸透了一种感染力。“诗文评”话语就更是如此，许多评论文字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诗歌或散文。现代学术文字却越来越趋向于干巴、冰冷与艰涩，好像惟其如此才显出学问来，还美其名曰：这是学术语言。其实深刻的道理完全可以通过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其次是言说者个人的真情实感与生命体验。古人立言也罢，抒情也罢，记事也罢，无不讲究个人风格，而个人风格是建立在言说者对其所说的事与理的独到体验与感受之基础上的。现代学者受西学影响，借助于构造出来的一些概念、规则、逻辑来宰割事实，将事物对象化，从而将原本活泼泼的东西置换为死气沉沉的词语网络，把僵死的概念误当作具体性存在。借用海德格尔的方式说，在古人那里事理是自然涌现出来的，而在现代学者这里事和理都是被强行建构出来的。第三是学术根本观念上的知行合一精神。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学问根本上是知行合一之学，学即是用，用即是学。这里的根本之处有二：一是不做无用之思，即其所学都能够为人的生存提供某种意义，拒斥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之思。二是其所言说或者是已然做到的，即身体力行的，或者是可能做到的，即具有引导意义的，不去追问与人无关的问题。第四，在言说方式上，中国古代文论善于言说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例如细微的审美趣味或诗文风格、心理体验、语词与音调之韵味，都是难于用语言准确传达的，在这方面古代文论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与智慧，能够“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用迂回、隐喻、象征的方式令人体悟到其所欲言说的那种情境或状态，而避免笨拙地试图用语词直接把对象界定清楚。第五，在运思方式上，古代文论主要凭借“体认”和“涵泳”方式来把握对象。这种运思方式的根本之点在于：全身心投入，使判断力与想象力、理智与情感、普遍知识与瞬间体验相结合，达成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这里的关键是“自得”，即从自家心灵深处产生出来，而不是从外边得来。这种运思方式不是纯粹的客观认知，而是一种内心世界的整合与提升。第六，中国古代文论的最高价值追求不是什么文学创作的规律、审美特性之类的认知性结论，而是一种人生境界，一种融道德、哲学、艺术于一体的精神境界，是人与世界浑然一体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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