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敲作金石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这些生意人，“卖假不卖诚”成为他们的经商之道。他们“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为了利，可以不顾乡亲，大肆兜售伪劣产品，豪哄乡亲，以获取高额利润。他们用黄铜冒充金子来打造镯子，用糯米吹做项珠，以微末之本，赢暴额之利。为了能卖出，他们专向同村妇女兜售，这些农村妇女，一则见识短浅，难辨别真伪；二则未经世面，不敢面争，这就使得假劣产品畅销无阻。出卖假冒伪劣产品来牟取暴利，自古便是奸商的不二法门，但没有元稹所处时代如此泛滥猖獗。与元稹同时的诗人韦应物，曾写过一首《酒肆行》的诗歌，诗中所写的酒店老板就是这样的商人，为了牟利，酒中掺水，廉价卖出，吸引酒客，然而，由于其酒“初酞后薄为大偷，饮者知名不知味。”终于导致“深门潜酝客来稀”，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宋代民间有一首《行香子》词，形象嘲讽江浙酒商的掺假行径，“浙西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令，买个三升。打开瓶后，滑辣光馨。教君未婚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说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约迭三斤。
君还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全词语言俚俗，明白如话，妙趣横生，笑中带刺，极力讽刺了奸商以假充真、欺诈顾客的丑恶行为。词所说的是宋代，又何尝不是《估客乐》中所揭露掺假卖劣的遗风。元诗一开篇便说：“估客无住者，有利身便行。”明确指出当时商贸，所图者唯一利耳!他们风餐露宿，跋涉江河，无非就是为这一个“利”字，父兄训导，用伴誓约，更使他们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另外，如此卖假售劣之风泛滥，与广大农民破产转为经商也有一定关系。因为农民大多是在濒临破产下走上经商道路的。这时候他们没有任何资本实力，为了扩大经营，急切地希望加快原始积累，而制假是最好的捷径。加之世风日颓，又有专业商人处处示范，当然使得这种不良风气迅速蔓延，几成燎原之势。而最后，销售假货的结果是：“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行。”商人本利相生，利上转利，事业蒸蒸日上，原始积累迅速完成。就这一点而言，元稹、张藉《估客乐》所揭示的已不是唐代社会的真实生活，而是揭示整个资本社会原始积累过程的实质。
四、官商勾结的双重利益
官商一体，互相勾结，争取利益，相得益彰，这种社会现象，并非唐代才有，而是早已有之，而不过是到中唐，此风之势如燎原!据《太平广记》所载，长安巨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
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又尝谒商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同样，玄宗时代的巨商王元宝，回答皇帝问家产之数，也是“臣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这些商人，有着丰厚的资金。便用钱来买官；而官家则仗其势而经商。这样，许多大商人实际成了大官僚。明代小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就是集官人、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社会肿瘤。如上所述，唐朝对商人态度较之前代更为宽容和认可，所以商人人官在唐朝也很普遍。《问进士》中所说“今商贾类，台隶下品，数月之间，大者上污卿监，小者下辱州县”。应该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元、张在《估客乐》中，真实地反映出这种社会现象，“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弟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这些商人，因为有钱，所以他们结交的都是一些卿大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是“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常侍者宦官也。宦阉之为下下，岂可在公卿之先。然而，这正是中唐社会的真实生活。中唐之后，宦官专权，自高力士始，“万机之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