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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曹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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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0 11:13: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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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不仅政治理想毁于一旦，并且还常有生命之虞，真是名为侯王，实为囚徒，这前后处境的迥然不同，一落千丈，激发出曹植的“千悲万恨”且“汹涌而后发”，将曹植的抒情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曹丕自己，登基后忙于政务、军务，前期“工于言情”的特征反而被这些事务所缠而弱化，而言志、缘事的特征反而有所加强，曹丕的抒情诗基本上止于前期的水平，读曹丕后期的《令诗》、《黎阳作》四首、《至广陵于马上作》、《饮马长城窟行》等政治、军事题材诗，这一点，也显而易见。
曹植诗不仅感情强烈、丰富、充分个人化，而且抒情手法多样而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如首章离京渡洛的叙述，虽无一字言情，然情意自现；或以景托情，如次章对太谷寥廓、山树苍苍、道路泥泞、山坡陡长的描写，无一不与诗人抑郁心情相吻合，又如第四章，诗人描绘了一幅深秋日暮图，秋风凄凉，寒蝉哀鸣，原野萧条，白日西匿，归鸟投林，孤兽索群，又无一不打上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真是“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颜色”；或引类譬喻，如以“鸱枭”、“豺狼”、“苍蝇”，斥恶人当道、奸邪谗巧，以“朝露”、“桑榆”、“金石”，喻人命危浅、世途多舛；或直抒胸臆，如“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或旁敲侧击，如“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斯。”或反面衬托，如“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或侧面渲染，如“修坂造云日，我马玄以黄。”真是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各种复杂感情，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如以“山水”自比，以“鸟鹊”喻贤；用了直陈手法，如“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托情，如“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用了直抒胸臆，如“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相比之下，曹操、曹丕诗皆显得感情色彩单一，抒情手法单一。所以王艺懋《艺圃撷余》云：“古诗，西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首标曹植为“诗家之正派的宗”(吴湛《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或“正轨颛门”(丁晏《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
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云：“抒情之倾向，成了建安文学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也成了建安文学的灵魂。正是它标志着文学思想的巨大转变。而此一转变，对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关系至为重大。它的意义，不限于建安一代文学的成就。它的意义，实在关乎中国文学发展之前途。”“抒情”这既是建安诗歌的一大“特征”，又是中国诗歌的抒情定位的一大“转变”，这既是建安一代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又是作为“建安之杰”，且“独占八斗”(《释常谈》卷中引谢灵运语)的天才诗人曹植的杰出贡献，借用林庚先生的一句话说，“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林庚先生所指乃曹植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在此，我所指乃曹植是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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