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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和诗歌审美观与前代的承继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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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1 10:59: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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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诗歌风格 诗歌审美观 承继关系
论文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是融合了无数前人的精华，又有所个人创造和丰富过程，来理解李商隐的诗歌的审美观和诗歌风格，体会诗的艺术形式不断进步完善的过程。
李商隐诗歌风格和诗学审美观在晚唐时期居于较为重要的地位，朱鹤龄《李义山集笺注·序》以“沉博绝丽”评价李商隐诗歌风格。邹尊兴《唐宋诗学论稿》以“兼百书，融殊流，勿隐于偏巧”评价李商隐的诗歌审美观。这种诗歌风格和诗学审美观是和他学习吸取前人的成果而加以创造分不开的。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上是有其高远正确的指导思想的。他在《上崔华州书》中说:“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意分出其下哉。”他不同意诗文之道必出于孔子说法，以为除儒家经典之外，还有许多经典，而各种著作都有其独到的思想和艺术特色。透露出他对优秀文化遗产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的科学态度。在《献侍郎拒鹿公告》中说“我朝以来，此道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枯搞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物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恕刺居多，效沈宋则绮糜为其。”李商隐认为诗歌创作既不要“推李杜则恕刺居多”的偏于内容，专注指责时弊，忽视诗歌艺术美，又不要“效沈宋则绮糜为甚”的讲究艺术形式，过于追求格式词藻，忽视诗歌思想内容，而要“兼材”，思想和艺术形式并重。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履行的。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一直为我国古代诗人们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由于着眼的方面及大小不同，故各人从中取得的作用价值也颇为殊异。李商隐是对《诗经》中比、兴等修辞手段给予创造性发展的一位诗人。他把原来用于个别诗句的比、兴材料，扩大联缀为一组完整的形象，构成全篇诗歌艺术境界的基础，造成含蓄深远而叫人玩索不已的艺术效果。《流莺》一首诗中字面写的是流莺，实际上是诗人身世的自我表白。“流莺漂荡”，象征着诗人一生的漂泊无依。“巧嗽”有“意”，指文才兼抱负;“佳期”“未必”，喻理想难酬现。风寒露冷，暗示政治生活中的风波;千门万户，仿佛官僚集团间的分派。结尾点明自己与流莺同病相怜，在偌大的皇城里找不到一块栖身之地。整首诗句句是实写，句句有寓意，人和物完全交融为一体。“流莺”在这里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比喻，而是一组包含着复杂意念情趣的生活形象，是一首完全的诗。
儒家思想给诗人的诗歌创作打上了很深的烙印。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在总结唐王朝盛衰演变的历史时，把问题的关键概括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把统治者个人的品质看作决定历史的根本，这种“贤人政治”的主张是直接来自儒家思想体系。在(赠送前刘王经映三十四韵》一诗，对唐王朝的复兴儒学大加赞扬，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传统教条产生怀疑，大胆提出“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的质问，下笔做文章“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很有那么一点“离经叛道”的味道。这种矛盾和他生活的风雨飘摇年代，光凭儒家经书上那套陈腐的说教，不能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有关。
李商隐的世界观里也存有不少佛、老两家的影响。他在《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中说:“冥寞之间，杳忽之内，虚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将归生于形，归形于气，漠然其不识，浩然其无端，则虽有优喜悲欢，而亦勿用于其间矣。”把世界、人生的本源归结为一个“虚”字，认为万事万物从虚无中来，最终又回到虚无中去，这分明是佛、老哲学的要谛。[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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