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诗史之风忠烈之情——张煌言诗歌分析 |
 |
时间：2010-7-17 11:41:56 来源：不详
|
|
|
寄等。是年，郑成功部队因轻敌被清军大败，损失惨重，被迫撤回了厦门，煌言孤军作战，陷入清兵包围之中，所率部队皆在夜中走散，煌言在抗清义士的保护和帮助下，终于回到了浙江宁海，在那里，煌言重招旧部，迅速建立起抗清武装，其有诗为滨海居民闻余生还，成为手额，且以壶浆相响，余自惭无似，何以得此于兴情也、生还四首、岛居八首等。庚子年，张煌言在宁海的林门(或作临门、蜊门)集结部队，和郑成功取得联系，准备联合对清军再次发动进攻，煌言有赋诗为庚子元旦驻师林门))。煌言的诗，真实而又全面地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江浙一带抗清的史实，见证了那段动荡飘摇、战乱频繁的历史，如果把这些诗作连接起来，就可以看成是历史的再现了。当然，“诗史”的“善陈时事”绝不局限于“陈时事之大者”，它还要求诗人记下时代背景下细小的生活面，并把历史的哀感顽艳寓于诗中。煌言的诗不乏平常事、普通人，这些人或许无从考察其姓名、生卒年月;或许就是历史长河中最为平凡的一员，总之他们是根本无法进入正史记载的，但煌言还是用诗来反映他们，写他们的悲惨遭遇，写他们的辛酸内心。如《拓妇津》:
拓妇死津头，津亦名姑妇。少女相经过，风雨不得渡。或为蓬垢颜，窃恐逢彼颜。古云粥仓庚，可以瘴此瘤。惜哉彼妇愚，虽死犹弗悟。
其诗歌也写战乱给家人带来的深痛灾难。如(以答内子狱中之寄》，既有早年离家为国奔波，竟连累妻儿尽皆入狱的辛酸，也写自己绝不妥协的抗清意志，把自己在战火中的内心世界一一展开，浩然壮气，令人不敢逼视。《代内人狱中有寄》、《闻家难有恸四首、显甥奔至都是这种写法。他的有些诗，虽不是直接写时事，只写个人或家庭的辛酸悲惨，但由于人或事都遭逢着战乱流离，个人之痛、家事之悲就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从认识历史的真实面貌来说，这些“陈时事之小者”的诗也具有“诗史”的意义。
“诗史”固然直陈时事，但并非可称为“诗史”的就只有“直陈时事”。煌言诗的“诗史”性质，也绝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实。史实只有历史事件，而煌言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具体，也更为生动的内容，以其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动荡年代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隐含着深刻的历史批判性。如组诗挽杨玄石侍御、侍御室人从容就义、挽杨瑶仲广文，从诗中能够看到的，有“五君子之难”杨氏一门兄弟娣姒同死义的史实，也有杨氏一门遭难的原因，还有作者对此的态度。
当然，煌言也认识到了诗歌的现实作用。奇零草自序》中，他对被“后世至今名为诗史”的杜甫，很是推崇，说杜甫虽“流离蜀道”，而“不废风雅”；煌言也把自己的诗歌看作是“思借声诗，以代年谱”。因此，煌言并不象他同时代的较多文人那样，把诗歌作为炫示文才，猎取功名的手段，或者只作陶冶个人性情，以及应酬交际之用，而是有意识地把诗歌当作史笔来写的。就以诗记史、以诗证史这方面来说，煌言的诗歌堪与杜诗媲美。
煌言诗的诗史性质，决定了其写作方法较之别人有较大变化。明朝诗歌，从开国到亡国，曾经几度变化，从台阁体、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竞陵派，到东林、复社诸君子，从歌功颂德、独抒性灵、抒写理想怀抱到清议时政，变化不小。张煌言的诗歌作于明末抗清救亡之时，一洗某些诗人的卑弱习气，而备写民众疾苦、关心国家安危，与诗门大家杜甫遥遥相对。
煌言诗大都用叙事手法来写时事。诗的叙事手法起源甚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