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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宋代“诗史”说的阐释学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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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7 11:42: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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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得很明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属性的深入认识及实践，意味着诗与史的结合，或者说诗、史的混同，意味着诗具有与史同样的借鉴作用。早在初唐，著名历史理论家刘知己提出了“则文之将史”的观点：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这段论述有三点值得重视：一、诗歌与历史一样“不虚美，不隐恶”，能如实反映社会现实，以察兴亡；二、他赞扬吉甫、奚斯、屈平、宋玉等人及其作品“不虚美，不隐恶”，不谄、不谤；三、大力张扬中国古代诗、史混同论，认为文学与历史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价值，具有同样“言成轨则，为世龟镜”的历史借鉴作用。宋人的“诗史”观与此何其相似!邵雍在《诗史吟》说：“史笔善记事，长于炫其文；文胜则实丧，徒憎口云云。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即“诗史善记事”，可以记录下真实而形象的历史画面，比历史书更能反映出历史的本真状态，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表明了宋人对于诗史作用的认识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这是“诗史”概念进一步扩大的第一个原因。不仅如此，宋人还把其他人反映社会现实、爱国忧民，甚至具有讽喻意味的诗歌也称之为“诗史”。如自居易、聂夷中等人的诗因此被称为“诗史”：
聂夷中，河南人，有诗日：“二月卖新丝，五月染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孙光宪谓有三百篇之旨，此亦谓“诗史” “三百篇之旨”指《毛诗序》所云“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强调其讽时谕世的政治教化作用。自居易更是变本加厉，批评杜甫具有“风雅比兴”之旨的诗歌“亦不过三四十”，倡导诗歌直接干预政治，“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缺，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达到“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的目的。这种“言成轨则，为世龟镜”的历史借鉴作用，不仅在于直陈时事以诗记史，还要如白居易那样“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如史一样明得失，“救济人病，裨补时缺”。这是“诗史”概念进一步扩大的第二个原因。
但是，作为一种直接干预政治的工具，文学反映社会现实，必然受到政治的反拨。白居易的讽谕诗当时就被“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苏轼因为写诗讥讽王安石新政，在“乌台诗案”中差点丢掉性命，意味着以文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党争中碰了壁。韩评价云：“长公(苏轼)亲见庆历人才之盛，备知安石变法之弊，进身元{右更化，卒罗绍圣觉祸。凡所感激，尽吐于诗，其诗视少陵为多，其荣悴升沉亦与少陵仅以奔行在者异。少陵事状颇略，而长公政绩独详，唐之杂纂不载少陵，而两宋纪录非长公不道。”随着党争的日益激烈，新旧两党的争斗已从政见的不同扩展到文学领域，文字成了两党人内部倾轧的借口和重要工具。诗人经世致用的政治热情逐渐减退，对现实逐渐漠视，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也随之弱化。宋人又从杜甫的诗歌中体悟出了“忠君忧民之心”，这既与其忠君报国的理念相符，是政治属性在文学阐释上的具体体现，也标志着“诗史”概念的转型与内涵的缩小。苏轼认为杜甫“一饭未尝忘君”观点在北宋最具代表性，绵延数百年，影响深远。南宋黄彻《巩溪诗话》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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