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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宋代“诗史”说的阐释学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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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7 11:42: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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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观其祖审言《除夜》云：“还将万亿寿，更谒九重城。”则教忠之家风旧矣。
老杜所以为人称慕者，不独文章为工，盖其语默所生，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庶也。
今观杜集忧战伐，呼苍生，悯疮痍者，往往而是，岂直三四十而已哉，岂乐天未尝熟考之耶?”
在黄彻的眼中，杜诗中“忧战伐，呼苍生，悯疮痍”的忠君爱国、忧国忧民思想的诗句，深得风雅比兴之旨。所以，在宋人的“诗史”概念中，它不仅指杜诗善陈时事的纪实性，也包括杜甫的爱国忧民之情。“忠君忧民之心”也因此成了杜诗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面，特别是在国家危难之中更为诗人所推崇，“他们对杜甫的体验仅与自己思想性格中‘终是爱君’的一面吻合，杜甫思想中那些与这种精神不相吻合的东西被忽略或有意舍弃了，杜甫的形象被高度理想化甚至神圣化了，‘诗圣’的形象便由此奠定了。”…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思想，在经过靖康之难的洗礼后得到升华，超越了“诗史”的文学与历史意味，成为士大夫的道德准则。
经世致用思潮增强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强调文学的政教功利作用，并切合现实社会政治需要，使文学发挥了辅时及物的功用而获得发展的动力，但也逐渐产生了重道轻文的弊端和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现象，忽视了文学重情感与词采的特性，许多本来不属于文学的内容包容于“文”的概念里，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经学、史学和文学被同归于道之用，使文学观念又退回到魏晋六朝以前那种文学与经、史不分的泛文学阶段。这种观念潜藏着对文学自身特性的否定因素。在党争中累受贬谪的黄庭坚逐渐认识到“诗者，人之情性也……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引简言之，直接干预政治的诗歌“讪谤侵凌”，是“失诗之旨”。只有克服其消极影响，文学思想才能按照自身特性进一步发展。江西派诗人洪炎对此进行了反省：“夫诗人赋咏于彼，兴托在此，阐绎优游而不迫切，其所感寓常微见端，使人三复玩味之，久而不厌，言不足而思有余，故可贵尚也”，指责杜甫、自居易的如《石壕吏》、《秦中吟》等讽时谕世的作品“几乎骂矣”，要求诗歌回到它先前的发展轨道。到了明代，杨慎等人认识到了宋人这种文学观念的消极影响及其弊端。作为前车之鉴，他们对宋人的“诗史”说进行了重新认识，对其流弊进行了批评，指出“诗非史”，强调诗歌的文学属性，以纠时代流弊。
综上所述，宋人“诗史”说主要从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两方面阐释诗歌属性，使人们对诗歌的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不仅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诗、史混同的观念也产生了重道轻文的弊端和以文为诗、以}义论为诗的现象，使文学重情感与词采的特性被忽视。明人从复归文学特性方面对其流弊予以纠正，清人则从考据学角度对历史属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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