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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化理论与《水浒传》阐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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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9-3 10:51: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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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是说书艺人为了娱乐市民听众而有意识进行的渲染、夸张和铺陈:为了满足人们嗜血的潜意识欲望和对仇敌斩尽杀绝后的快心惬意，对于武松大闹飞云浦、张都监血溅鸳鸯楼等进行了大肆渲染，让武松一连杀死19口人，武松“方才出得一口恶气”，听众也对于恶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感到心里痛快，武松“方才心满意足”，听众也“方才心满意足”—这是一种邪恶得到惩处正义得到伸张之后的痛快，也符合古人劝善惩恶的教化目的;小说中描写好汉的怒气，往往就是千篇一律的一句话:" L.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为了表达人们的惊愕，便是套语套句:“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半桶冰雪水”;其它诸如“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等都是说书艺人的习惯性套语。《水浒传》中所有这些叙事套路和叙事话语，其实与西方民间的狂欢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或者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对事物现象进行判断，应该看其本质而不是似是而非的形式，《水浒传》中固然有武松大闹飞云浦、张都监血溅鸳鸯楼以及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等诸如此类的“热闹”场景的描写，然而它们并不属于狂欢文化:它们不过是被用来表达武松的报仇报彻和神勇的豪气以及表达鲁智深这位活佛身上所带有的呵佛骂祖、率性救世的禅宗精神，这些叙事并不具有西方狂欢文化所内含的“平等性、自由性和乌托邦性”特点。鲁智深在五台山上倒身大睡、蔚声如雷、佛像后面随意大小便、吃狗肉喝村酒、醉打山门等并不是用来表达对佛教的“戏谑裹读和讽刺”，而是渲染禅宗呵佛骂祖、率性而为、立地成佛的内典精神以及鲁智深的豪杰本色和这种精神在鲁智深身上的肉身道成。
《水浒传》的妙处全在“人情物理”的逼真刻画上，例如林冲被发配到沧州，差拨见到林冲，见林冲没有给他贡献银子时便对林冲竭尽恶骂挖苦之能事，等到他收到林冲的银子之后又竭尽馅谈奉承之能事，势利小人的嘴脸声吻逼真如画，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部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宋元明时代市民的意识形态、审美趣味和好恶趋避的特点。在其本质上，它是市民娱乐的产物，是市民精神文化的产物，是为了满足市民心理情绪的产物，但是与狂欢化却是没有多大的关联。中国古代文化中就没有狂欢酒神文化的处所，从周礼而来的儒家学说一直尊奉的是尊贵卑贱等级分明的观念，礼仪之邦素来是将没大没小、不分贵贱老幼上下贤愚的想法和行为嗤之以鼻、不屑理论的，卫道士甚至将有这些想法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有人将《水浒传》中梁山泊文化等同于狂欢文化是不确切的，梁山泊固然有点“从非狂欢式种种的等级地位解放出来”的意味，但是就如同鲁迅说的水泊中人并不是把所有人都看作是“兄弟”的，此其一;其二，梁山泊看似平等，其实头领中至少就分有天里和地煞两级，逞论那些抬轿的楼呷和活捉来刺字劳改的官兵了。
在小说是市民娱乐的产物这一点上，如果把《水浒传》与“宋元话本小说”对照来读，就更加鲜明突出了。例如从《杨温拦路虎传》中就可以看到《水浒传》中许多叙事的影子:杨温占卦后为了消灾遇上盗贼灾厄与卢俊义逼上梁山，杨温和马都头比棒与林冲和洪教头比试，杨温泰安打擂与燕青泰安打擂，等等，是何其相似!由此看来，《水浒传》确实是经过几百年的口头流传之后“集撰”所成，它汇集了说书艺人们的智慧才干，体现着他们“世事洞明”的深刻，也体现着市民的审美趣味倾向;当然，作者天才的艺术创作力在成书中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习惯于“历史演变法”的现当代中国学者，“往往把故事素材直接等同于小说艺术，低估作家的创造性劳动，似乎只是把散见于各处的故事凑合到一起就行了，如胡适就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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