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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忧患意识到哲理意蕴——浅谈冯延巳词抒情的哲理化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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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0-12 11:41: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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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归，莫为伤春眉黛蹙”在人生哲理的表达上可谓殊途同归。 可见，比起花间词的醉生梦死来，冯延巳词无疑对人生对生命有着更深刻的体悟。张自文《冯延巳研究》一书中就指出：“冯延巳词所反映的词人的深层意识是对人生的执著和热爱，充满一腔爱心——热爱痛苦和孤独的生命，显示了冯词最高的审美价值，在客观效果上可以产生积极的美感效应。”而杨海明《唐宋词史》中又说：“在它那消极低沉的伤感意绪中，我们却又从其‘反面’看到了作者对生命、对生活、对人生的无限执著和眷念，在它对人生‘悲凉’一面的喟叹中，我们又可以引出对人生‘美好’一面的热爱：既然它对人生得出了“虚空”的结论，但“虚空”之中却又有“肯定”潜伏着，那么读者难道就不能对此再来一个“否定之否定”而从中撷取若干有益的思想因素吗?所以，应当加倍地热爱人生、加倍地珍惜生命、加倍地爱护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可见冯延巳词因对人生看得更透，所以他词中的“及时行乐”较之花间词的醉生梦死无疑有着更深刻的反省和思考。冯词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物质享乐，而是对人生、对生命的一种执著的人生态度。与《古诗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日长苦夜短，何不秉烛游”的感慨一样，冯延巳词表现出对人生的短暂的体认和对生命执著和热爱，有着花间词所达不到的思想高度。这已经是在新的高度上表达一种士大夫的忧生之嗟了。
冯延巳的词，在盘旋郁结的忧患情感和执著热烈的用情态度中注人人生之思和哲理意味，使得词“向着抒情的深度挺进”，在词的抒情化的道路上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较之在他之前的“言情”之词，已经是在更高的层面上的一种抒情。按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说法，它显得“堂庑特大”了。刘扬忠先生在他的《唐宋词流派史》中就敏锐地指出：“词之初起，本为应歌佐酒、娱宾遣兴，被目为小道，截至北宋中期之前，它普遍地只写男欢女爱和春花秋月的闲愁，尚未被用来负载政治社会人生的大题材和大感慨。但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对于南唐几位大词人，尤其是冯延巳和李煜，应另作别论”。“他在外貌与‘花间’派无大异的艳体小词中，寄寓了士大夫忧生忧世的思想情感，比起‘花间’派写‘欢’之词，他更多地表现了士大夫意识中的另一面。这样就在同样的题材范围中开掘了思想深度，开拓了新的意境。”
王国维先生所谓的“堂庑特大”和刘扬忠先生所谓的“思想深度”其实均看到了冯词具有哲理意蕴这一点，只是没有点明而已。
应该指出的是，冯延巳词中的哲理意味，是他处于陇患之中特有的产物，生逢乱世的他，尤其是处于南唐这样的一个岌岌可危的必亡之国的他，对于时局的风云变幻，他是无法把握和左右得了的。面对这样的一个时局，冯延巳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能敏锐地感觉到在时代的悲剧中他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他的词很自然地带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惶惑不安，呈现出“亡国之音哀以思”、“心危音苦”的特点，为国家和自身的生存感到忧心忡忡。
正因为这样，与生于汉、唐，处于盛世，在激昂奋发的时代精神的濡染下，有浓厚儒家“济世”情怀和有着较多建功立业机会的文人不同，冯延巳的“忧世”情绪中的“济世”情怀显得并不十分明显。冯延巳的“忧世”其实只是止于“念乱”而已。汉、唐士大夫们身上那种积极关注社会，思考社会重大问题，积极投身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热情，到了冯延巳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这一时期的文人，更多地表现出无可奈何地“念乱”和惶惑不安地“忧生”的特点。其“忧世”更多地是通过“忧生”的方式表现出来。随着党争势态朝着不利于他的方向的不断发展和南唐时局的不断恶化，冯延巳词中借助传统的伤春悲秋、伤离怨别题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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