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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及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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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7 11:38: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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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里,仍然紧扣水和月展开富于哲理的思辨。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万年来却还是那样无穷无尽;月半盈满,月初虚损,但千万年来却既无消损又无增长,这就是变中有不变。若从变的角度看,人生固如蚌蟒一般短暂,而天地万物又何尝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若从不变的角度看,则天地万物固然是生生世世无穷无尽,而“我”亦同万物一样,也是无尽的。这种理论既是辩证的,又有老庄相对主义的成分,体现了作者高瞻远瞩的见识和达观从容的情怀。“物与我皆无尽也”,这里的“我”既是“大我”,也是“小我”。“大我”即指整个人类,作为个体而言,每一个人如同天地间的具体物体,都是极为短促的;然而,就整个人类而言,又同整个宇宙一样,是永恒存在的。因此,“而又何羡乎”明确地告诉客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完全不必要。既然“物我一致”,既“一瞬”又“无穷”,那么,“吾生须臾”不仅不能成为悲哀的原因,相反,却更应该成为珍惜生命的理由。可见,苏轼不仅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而且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自适”的生活意义。 “客喜而笑……不知东方之既白。”此时客的喜已非单纯的山水之乐,而是冲破了忧患意识的阴霆,显得分外欣慰和轻松。至此,客与苏子合二为一,是肉体和灵魂都得到再生和提升的苏轼,是更加觉悟、更加成熟超然的苏轼。 三、黄州生活对苏轼后来人生的影响 苏轼被贬黄州后,在吸纳佛老思想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觉悟、成熟、超然,在他身上有了一种化解苦难、转悲为喜、乐观洒脱、随遇而安的个性特质,为他面对被贬惠州、澹州更苦难艰险的人生旅途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心理基础。宋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被贬滴到惠州,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又离开惠州再赴被贬之地海南檐州。苏轼在诗歌《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中写道:“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但是,由于有过黄州的经历,苏轼却能化解苦难、随遇而安。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心中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并且以乐观的心态从苦难中发现惠州的美,“罗浮春欲动,云日有清光。处处野梅开,家家腊酒香”(《残腊独出》)。苏轼的博大胸襟及抗争厄运的秉性,使他成为不被厄运所折服的强者。虽然穷愁交加,屡遭贬滴,但苏轼绝不就此沉沦,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即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生活得快慰,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唱出‘旧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欢歌。 苏轼在被流放到海南澹州时,已“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初到檐州时,苏轼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当地官吏张中景敬仰苏轼,派人修葺漏雨公房,当局得知,将苏轼逐出,并追究了张中景的责任。苏轼在枕榔林中自己动手搭建茅屋,自命为“枕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货矣……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然而,苏轼在檐州的三年,不但不见“衰惫之气”,反而快意优游,敷扬文教,传播文明,与当地黎民结下了深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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