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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王勃“肃肃凉风生”、陈子昂“迟迟白日晚,嫋嫋秋风生”,直到欧阳修《秋声赋》、范仲淹《岳阳楼记》、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都借“秋风”说悲愁,说现实羁绊。这是人与自然的合一、对应,同为万物,自有其血脉相通之处,所以人与自然方能生生不息、互相观照感应。尼采的话或可作为历代文人借“秋风”说事的别解:于是,也有人走进大自然,不是为使自身显现于其中,而是为了沉迷于自然,忘掉自身,这种“置身度外”乃是所有弱者和对自身不满者的愿望。因此,李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应是情感跌宕、断续开合经历了“愁—喜—愁”的人了。纵观李白诗歌,以诗证人,他正是这样一个大悲大喜、个性张扬的人。 李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可暂时忘却痛苦饮酒作乐,杜诗却不同。他永远排遣不了痛苦,痛苦已融进他的血液中、他的追求中、他的生命历程中。即使是早闻大名的洞庭水、岳阳楼今方得一睹,他固然有点滴喜意、点滴快意,却只是淡淡的。他胸中装着满满的对家国的思念、关爱,于是,我们感受到他的博大,他始终是愁的,因他愁,于是万物都愁,皆著他之色彩;我心伤悲,于是万物皆是黍离之悲,皆是自然的拟人化,“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有人说:王者的盛衰决定着文学的盛衰。这话未必全对。回顾李、杜时代,李白生活在繁荣昌盛、歌舞升平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盛唐时期,安史之乱的罡风他虽也领略了一些,但盛唐奋励向上、可进可退的社会哲学已内化为他的个人人生哲学;杜甫《登岳阳楼》作于大历三年,此时,安史之乱已告结束,但边塞又重点烽火,内战外争,国家离乱,百姓羸弱,“小我”飘摇。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既为哲学思想,就必从社会中来,必从主宰社会的人类中来,然后再返回来指导、制约人类的思想、性格。李、杜的思想、性格就是儒、道思想投射出的模式,二人又把自己的个性渗入自己的作品中,使作品放射出斑斓夺目的光辉。李诗有悲愁,杜诗也有悲愁,悲愁本是人的本性,然而李白的“愁”较收敛、含蓄,杜甫的“愁”较张扬、直接。有志难伸,报国无门,于是李白人性中宁静的因素拖引着他“舞袖回”。庄子出世,屈原入世,而李白把二者集于一身,“入世”无功便“出世”,“出世”又为下一次的“入世”铺垫,顺则进,逆则退,正是人性使然。杜甫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抱本守一,愈挫愈奋,不回头,不旁顾,“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也是人性使然。
李白从小就种下了“桑弧蓬矢,射乎四方”的情愫,二十五岁时认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并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曾作《大鹏赋》自况:“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长安三年遇挫后,仍矢志不移:“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李白《上李邕》)直至《临路歌》仍高吟:“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他一生都想入世,都想伸展拳脚,于是他漫游、任侠、隐居待诏、进长安、投永王,终其一生,适如庄子《逍遥游》的大鹏“有待”。他始终立于大地而仰望苍天。
杜甫是“文章四友”之一杜审言之孙,早年也漫游各地,为应举从政作准备,开元二十三年归洛,应试不第,复漫游。为求仕困居长安近十年,终入蜀,再出蜀,大历三年登岳阳楼。他先后写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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