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曹睿继位为帝，开始表现得很勤勉，指挥曹真、司马懿等人成功防御了吴、蜀的多次攻伐。]曹叡即位，虽然同样遭受猜忌，但曹植的境遇毕竟比曹丕时期有所改善。因而，此时的曹植愈发有一种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激情，视辞赋为“小道”，渴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此种心态与情绪正是借助这一时期的奏议文来传达的。在太和阶段，曹植奏议文主要有《求自试表》、《又求自试表》、《谏伐辽东表》、《转封东阿王谢表》、《上卞太后诔表》、《谢妻改封表》、《入觐谢表》、《求存问亲戚疏》、《上疏陈审举之义》、《上书请免发取诸国士息》等，英姿勃勃，惊采艳艳，汉魏奏议质朴文风至此为之一变。例如，《三国志•魏书》本传云，太和元年（227），曹植徙封浚仪。
二年（228），复还雍丘。曹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因而上疏求自试。这篇表文意在言说时局，主动请缨，对时光流逝的焦虑、对命运不济的哀伤全部转化为建功立业的渴望，急迫的心情带着少年式的理想豪情与狂躁不羁，不免显得情绪化。不难发现，在这篇表文中，曹植只是一厢情愿地述说着自己的志向与意图，甚至全然无视此文之阅读者——君主的感受，并未从奏议文如何为君主接纳的角度做任何努力。此种奏议撰写方式无疑来自曹植的诗性气质。作为建安之杰，曹植文笔之精彩为世人所折服。刘勰《文心雕龙•章表》赞云：“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曹植表文感情充沛，气势流贯。读其文，音节浏亮，朗朗上口，词采华茂，唇齿余香。其勃勃英气令人感佩，其绚丽华彩令人心仪。曹植生前既有“绣虎”美誉，以此二字理解其奏议文，饶有意趣。曹植此类文章在奏议文发展史上有特殊意义。魏晋六朝时期，曹植诗文被评论家公认为典范之作，其表文亦为冠冕。李充《翰林论》：“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亦云：“陈思之表，独冠群才。”由此可见，曹植表文对于奏议文体华美之风渐起实具引领之功。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据中原之地，文化基础雄厚，加之执政者雅好文学，广纳贤士，文学成就尤为显赫。相形之下，吴蜀二国地势偏僻，文章之士远逊于曹魏，加之执政者尚朴务实，文学气象远不及曹魏。从奏议文发展来看，曹魏奏议文数量较多，且有趋于华美之态势，吴蜀奏议文数量较少，且秉承汉代质朴文风，未有新变。吴国奏议文以陆逊、陆凯、陆抗、华覈等数量较多，且关乎政务，文章质实。蜀国奏议文以诸葛亮为代表，志尽文畅，深得汉文遗风。例如，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军北伐曹魏，临发，上《出师表[注: 《出师表》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北伐中原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阐述了北伐的必要性以及对后主刘禅治国寄予的期望，言辞恳切，写出了诸葛亮的一片忠诚之心。]》。此表为诸葛亮奏议文代表作。文章首先分析时局，言明利害，劝诫后主谨遵先帝教诲，倚重忠良，远离群小，君臣一体，以期兴复汉室。接下来，作者追忆三顾茅庐旧事，感念先帝知遇之恩，言说北伐志向，明确讨贼职责。文章结尾，作者再次劝谏后主谘诹善道，察纳雅言，并表达老臣之赤胆忠心。文章观点鲜明，说理质朴，感情诚挚，文辞晓畅，不以文采炫目，不以新奇争胜，却能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林纾云：“并不着意为文，而语语感自血性中流出；精忠之言，看似轻描淡写，而一种勤恳之意，溢诸言外。”又如，建兴六年（228）十一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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