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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典文学是将诗,或者说“诗、词、歌、赋”作为正统的,笔者曾将其称作“庙堂文学”;即使如《诗经》中的“十五国风”,虽然采自民间,但经孔子[注: 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删定之后,成为“六经”之一,也早已登上庙堂了。唯独小说,出自底层民间,笔者则称其为“市井文学”;然而,即使是“市井文学”,在皇权[注: 定义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对全国的人民土地财富的控制、管理权。 包括行政、军事、立法、司法、文教等大权。在当时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无法被超越的权力。]专制的社会里,饱受正统思想的控制与熏陶,在价值取向上也很难背叛主流意识,越出传统的樊篱。不过,小说既然未曾为专制王朝及其御用文人所看重,其创作就必然会获得一个相应自由的空间,那么,出现一些离经叛道的文学作品也就理所当然了。学界向有“四大古典名著”之说,指的是《水浒传》、《三国演义[注: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作者是明朝的罗贯中。《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与《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齐名。]》、《西游记》和《红楼梦》。对此,笔者一向不敢苟同,两三年前就曾撰文说明过。因为成为“名著”的基本条件,应是其价值观念和艺术造诣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水浒》和《三国》显然不在此列。刘再复先生近年来连续撰文,对这两部古典小说所宣扬的暴力和权谋,进行了尖锐而又深刻的批判,笔者深为认同,就不再赘言了。倘若时人非要列出个什么“四大古典名著”来,窃以为《红楼梦》、《西游记》、《金瓶梅》和《儒林外史》倒是当之无愧。因为这四部长篇小说,不仅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而且其价值取向显然有悖于专制王朝的正统观念,是足以彪炳文学史[注: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wenxueshi]的。我们亦不妨称其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另类”。
不过,以区区拙作来谈论这四部巨著是根本无法胜任的,在此只想以两个短篇为例来领略一下“另类”的风貌。这两篇小说一是《白娘娘永镇雷峰塔》,一是《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前者见冯梦龙[注: 冯梦龙（1574--1646） 明文学家、戏曲家。字犹龙，别署龙子犹、顾曲散人、 墨憨斋主人等，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末曾任寿宁知县。]编的《警世通言》,后者见凌蒙初著的《拍案惊奇》。《三言》、《二拍》乃中国明代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三言》的成书过程历经[注: 历经 拼音： 解释： 经历；多次经过：～劫难ㄧ小庙～百余年的风雨剥蚀，已残破不堪。-lijing]的时间较长,是在说书人“话本”的基础上,经过多次的整理加工而成,《二拍》则基本上是凌蒙初所创作。但二者均应归于市井文学,因为无论小说的描述对象,还是小说的阅读对象,大多是当时的市井平民。虽然被正统文学讥为“启颜之辞,打油之调”,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均不可低估。《三言》“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二拍》则“文不足徵,意殊有属”,“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云尔”,其社会性与批判性也是不可否认的,因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虽日诵《孝经》、[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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