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贵人，皇帝妃嫔封号之一。东汉光武帝时始置，其位仅次于皇后。后世，也把贵人当作对地位尊崇的人的尊称。有时也把贵人当作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人的尊称。]家对商品的需求,商业颇为繁荣,人们对于经商已不像以往那样鄙视,不少读书人也“舍儒就贾”;隆庆[注: 明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公元1537-1572年），世宗朱厚骢第三子，世宗病死后继位。在位6年，病死，终年36岁。葬于昭陵（北京十三陵）。]年间还一度开放海禁,但毕竟不成气候,而敢于出海闯荡者更是寥寥无几。待到明末清初,海禁就越来越严酷了。而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凌蒙初敢于突破古代中国“重农轻商”的传统,以自己创作的《转运汉》,真实地反映那个年代人们的商业意识和商业文化,表达民间部分商人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海外贸易的愿望,实在难能可贵。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倘若《转运汉》所体现的价值观念,能被当时的主流意识所接纳,并形成一种朝野共识,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明代就诞生新兴的商业城市和市民社会,就不会越来越故步自封,以致远远地落后于西方。
　　正如本文开头所言,中国历代的文学向有“庙堂”与“市井”之分。两千五百多年之前,孔子就对他所谓的“礼崩乐坏”痛心疾首,实际上他老人家是把“礼”和“乐”捆绑在一起了。在孔子看来,“礼”只有在“乐”中才能得以充分的彰显——这大约是中国最早涉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吧?孔子虽也谈论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他却鲜明地将“兴观群怨”终结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忠孝教旨上。两千多年来,“温柔敦厚”的诗教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意识。发端于市井的中国古典小说却有所不同,它出自市民阶层,迎合市民口味,因此也就更贴近底层社会更贴近平民生活。既被讥为“启颜之辞,打油之调”,不为士大夫[注: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阶层所齿,也就得以避开文网和文字狱[注: 文字狱文字狱概述:　　1、名词，专指一类迫害文人，以排除异见的事件。　　2、动词，指利用特权对异己进行构陷。　　3、形容词，形容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的无情专制。],从而获得一个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这对明清两代的市井文学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明清的小说作者大多是失意和潦倒的文人,仕途的无望或者令人失望,使他们不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拘,渐渐地开始学会独立思考和把握创作的自由了。于是,那些“市井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敢于翻越主流意识的樊篱,旁逸斜出,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令人瞩目的“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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