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叙事不只是对于曾经发生了的事件的再现，还饱含着叙事主体的评述立场，这就使作为文本的历史叙事，总具有着或隐或显的主观倾向性。司马迁的《史记·孝景本纪》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从对《孝景本纪》与班固《汉书·景帝纪》及其他相关典籍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司马迁冷峻的笔法后面，隐藏着严肃的对于汉景帝事功的道德评判。这种道德评判倾向，有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概而言之，与时代精神和作者为史之动机密切相关。

关键词：历史叙事：司马迁：孝景帝：道德评判

人们通常不能直接地接触作为“实在的历史”，而只能透过作为“记载的历史”去间接地触及它。历史从其被记录的那一刻起，就并非是对“发生了什么”的简单再现。英国历史学家F.H.布莱德雷指出：“历史显然包括这两种成分：一方面是在时间中的各种事件；另一方面是在人们心灵中的回忆。”在历史文本中，这两方面是有效地又必然地联结在一起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任何诉诸文本形态的历史，都不可避免地要具有当代性。历史的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如同经验性范围所持之有理的），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按照这种观点，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历史不是一大堆杂乱、无序的材料汇编，而表现为一种思想活动。历史家的职责，并不只是去把杂乱、无序的材料变得有序，把不连贯的故事变得条理清晰起来，他更要做的，是把这类材料放到它们应放的位置，借助于叙事的种种技巧（有时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把它们看作历史知识在时代精神所限定的范围内的一种辅助，并或显或隐地告诉读者，其思虑何在，其理由何在。

所以司马迁在谈到其著史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其创作《史记》是有鲜明的动机和目的的，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和独立的精神在史学传统和时代精神下的弘扬。

《史记·孝景本纪》即以冷峻的叙事笔调体现着这种倾向。

一、《史记·孝景本纪>之编年分析

十二本纪中，《孝景本纪》的写法比较特殊。全文仅1600余字，为本纪中篇幅最短者，与其它诸本纪言、事并重且对重大历史事件记载甚详的特点不同，《孝景本纪》采用编年之法，虽如“七国之乱[注: “七国之乱”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王联合大叛乱，刘濞蓄谋叛乱，为时已久。导火线是当时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之类重大的事件，记载亦极为简略。因其全篇充斥着一些关于天象异变、自然灾异的叙述，以致历来不乏有人疑其为伪，同时也有学者对其进行反驳。当今，比较保守而又通行的说法是：今本《孝景本纪>是在司马迁原作的基础上的一个删节本，大体亦保存了原作的风貌和思想倾向。为研究方便，本文以编年的形式对其作以简要摘录：

1、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孝景元年，匈奴入代，与约和亲。

2、二年八月，彗星出东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庭中。

3、三年正月长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阳东宫大殿城室。吴、楚等七国叛乱，发兵西乡。天子为诛晁错，遣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注: 周亚夫（前199～前143年），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的著名将军，汉族，沛县（今属中国东南部的江苏省）人。]将兵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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