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班固的《汉书·景帝纪>中，读者又似乎看到了另一景帝的形象。景帝二年十月，下了一个诏书，其内容概表彰其父孝文的功德，当时丞相吕嘉上奏说：“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也。”（《汉书·景帝纪》）又二年（相当于《史记》“后二年”）四月，景帝针对当时天下趋利而逐末，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的现实状况，下诏说：“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景帝纪》）又三年（后三年）春正月，诏日：“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汉书·景帝纪》）从上述记载中，读者所看到的景帝的作为，主要是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提倡重本抑末，减轻徭役赋税，使老有所安，幼有所长，可谓是一个具有远虑的仁德之君。故司马贞《索隐述赞》中云：“景帝即位，因修静默。勉人于农，率下以德。制度斯创，礼法可则。”并说“惜哉明君，斯功不录！”

同样是写景帝，为什么《史记》和《汉书》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为什么司马迁要掩其所长，不愿把其“闪光”的一面再现出来？为什么同样写灾异，在文帝本纪中，司马迁屡在叙述灾异后，旋即交代文帝的应对措施，而在景帝本纪中，后于与灾异叙述的，却是世间的纷争与祸乱？难道景帝对天下的灾难，这样无能为力，无动于衷？为什么有可以表现景帝“明君”形象的史料，司马迁却置之不用？他为什么要采取如此的叙事态度？

历史的叙事及其所要表达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料的使用和架构。而“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也可以不用来再现发展过程方面的真实事件的中性推理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史料作为历史叙事的话语素材，在其以特定的方式展现（或缺场）中，总是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一种道德的评判。

笔者并非要为景帝鸣屈，而是要探讨司马迁如此安排、思考和写作的意图何在。还是从本篇传纪的“赞”开始讨论。“太史公日：‘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纵）而西乡（向），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注: 主父偃（？～公元前126年）汉武帝时大臣。临淄（山东临淄）人。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zhufuyan]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史记·孝景本纪>）在司马迁看来，文帝施仁德，天下已大治大安，不复有异姓诸侯威胁汉室，照理，孝景在这种大好的形势下，理应把天下治理得更好，使天下更加安定。可是由于朝廷削弱诸侯，举措失当，致使吴林‘‘七国之乱”发生。司马迁表面上指责晁错，但实际上认为，动乱背后的责任，是应由景帝来承担的。

还有，在司马迁看来，景帝对大臣亦过于苛刻，缺少文帝的宽厚、仁德之举。身为两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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