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身体力行，提倡薄葬，其遗诏说：“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史记·孝文本纪》）对此，司马迁予以热情洋溢的称赞，并在其传纪中不惜笔墨地全录其文，以彰其德。而景帝又是怎样做的呢？景帝五年三月，始作阳陵，同年“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又“七年，春，免徒隶作阳陵”，“中四年，秋，赦徒作阳陵者。”至“后三年，甲子，孝景皇帝崩。置阳陵”。r置”应为“葬” ）（《史记·孝景本纪》）景帝五年就早早地为自己预作陵墓，并多次大规模地扩建，实属劳民伤财之举。在《史记》看似平淡、客观的叙事中，隐含着作者的道德评判。

三、同一历史不同主观倾向性之原因分析

同一帝王的传纪，在先后两位杰出的史家笔下有如此大的分歧，这和两位史学家的爱憎，与其所处的时代精神和为史之动机是密切相关的。司马迁所经历的时代，乃是在大一统的文饰下，皇权专制政治大踏步前进的时期。汉武帝“阳儒阴法”，酷吏统治、专制皇权的毒害已经慢慢侵入这个社会的各个环节，而春秋时的那种王道精神、人本主张也被这大一统的专制皇权政治所掩埋。司马迁满怀深情地去肯定文帝，是因为他在这位大汉天子的身上看到了仁爱和宽厚，看到了他所仰慕的一种逐渐逝去的古代君王的遗风。而景帝，他所给予的评价便是“刻薄”，及其由这种刻薄的性格所带来的行为上的寡恩。

司马迁作史的动机和目的，从《太史公自叙》来考察，是有个前后发展的过程的。其事之始，是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的遗志。司马谈在临终前，向司马迁讲述自己修史的动机时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叙》）可见，司马谈是有感于孔子作《春秋》之后，四百余年，史书阙如，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不述而立志为史的。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并对上大夫壶遂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经李陵之祸后，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极大的摧残，修史的原本动机和目的便也有所调整和充实。他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并在列举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发愤著书时说：“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他认为自己也是属于这种发愤著书的类型。这便使他的史作寄托着自己的身世之慨，并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怨刺情感。其修史便也多少具有作史的成份。故虽“述往事”，其目的却是“思来者”，即通过对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思索，来揭示人类将来之命运，以承担起史家对于人类的出路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所以在其对于笔下人物的摹写中，总是充实着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明确是非善恶的道德评判。而景帝在司马迁的主观倾向里，便是因为道德上有缺失而受到了批判的。

然而当时代到了班氏父子时代，已经完全是“天下为汉”了。其《叙传》云：“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日‘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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