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县制”这种新生事物，在春秋之楚国，毕竟尚处于萌芽阶段，同后世业已成熟的郡县制相比，还有着不少幼嫩之处。首先，县之长官虽由楚王任免，但也存在少数世袭现象。前后做过申县县公的斗班和斗克，就是父子关系。令尹子文之后，更是多代为郧公(参：《左传》昭公十四年、《国语·楚语下》及韦昭《注》)。斗氏家族虽则一代或数代世袭县公之职，并不等于该县就是他们的世袭领地，可它带有某种程度的封邑性质，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楚县长官多由王族子弟担任，唯彭宇、沈尹戍、沈诸梁等少数人来自异邦异姓，这说明楚县长官的选拔尚带有比较浓厚的血亲任官的性质。再次，楚县尚缺乏后世郡县的监察机制(如秦在每郡设监御史之类)和兵调机制(如虎符之类)，这就使某些身为王子王孙的大县县公，可伺机发动政变，有时容易给中央政权造成颠覆之势。蔡公弃疾利用蔡县兵众发动叛乱，杀死楚灵王，篡位为平王，即是明显的例证。白县县公王孙胜，带兵进入郢都，险些夺取王权，则是又一史证。

“县制”是一种新生事物，在其成长初期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欠，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我们只能说它不够完美，而不可斥之以贬词。特别是像申、息这样具有发端意义的首批楚县的出现，其诞生昭示着一个旧时代的崩溃和一个新时代的降临。因此，无论怎样估计它们的历史贡献和作用，都不过份。

三、以楚灭之“权”为春秋“第一县”，缺乏立论根据

究竟谁是华夏“第一县”，长期以来并非没有争论。史家顾颉刚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确认：春秋“第一县”是楚武王攻灭权国后设立的“权县”，而非其子文王所置之申县或息县。《左传》庄公十八年在追述往事时，曾这样写道：“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

顾颉刚在《春秋的县》中认为：“在这段文字里，虽没有说明灭权以为县，但他设置‘尹’的官，和此后楚的‘县尹’一样，则实是建立权县的证明。这是从《左传》记载中找寻出来的第一个县。”

顾氏的上述见解，赞同者不少，非议者亦不乏其人。何浩先生在其《楚灭国研究》一书中对顾氏的观点展开了驳辩。他首先从文字学的角度对《左传》等史籍中的“克”、“尹”等字作了深入解析，论证了当时的权国并未灭亡。继而又用比较研究法以大量的史例说明：斗缗是以监使(如周初的三监)的身份而非以县尹的身份看管权地141 92～98。但何氏又以迁权的那处为楚县的“滥觞”，则仍是缺乏史实依据的。

何浩攻讦顾颉刚之非，虽多有精彩之见，但缺点是未能击中要害。顾氏认定权为春秋“第一个县”，要害在于他不明楚县的特征所在，缺少立论的基本依据。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楚县的第一个特征是“县尹”实行任免制。任免制的特点是任、免交替，有多届县尹相衔相接。而所谓的“权县”，治之者I准独一任，继任者为谁已了无下文，这怎么能证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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