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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史诗传统与中国史诗学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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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17:38: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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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不大有效，也难以让人信服。
钟老：南北史诗传统的差异性比较更重要，具有另一种旨趣，其价值不是历史的，而是文化的。每一民族的史诗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在理论层面上的探讨应该是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根基是特殊的。所以不能泛泛地谈类同，谈影响，而是谈某个民族、某个具体文本，某种特殊的传统。差异性比较的原则，应建立在解释这种特殊的传统之上，使阐释的结果开放，使之成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阐释。我们对南方史诗进行梳理，但要有问题意识和问题取向，使研究对象进入被质疑的问题状态，而这些问题是开放的，对它们的阐释才具有普遍性意义。
在中国，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已有80多年的历史。其中，文艺民俗学作为一个支学，一直有着某种主干性的地位。在这一支学的理论探索中，相对于歌谣学、神话学、故事学的发展而言，中国史诗学的研究则起步较晚。这里也有诸多的历史成因与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之我们当时的知识也有局限。过去，我们的民俗学研究，主要是本国或者本民族的，多数主要是谈汉族的。汉族呢，就没有或没有完全相同于蒙古族或藏族《格萨（斯）尔王》那样的史诗。如果从广义上说汉族也有“史诗”，那就是比较后发现的民间叙事长诗，如《钟九闹漕》。主要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反抗官府压迫的，一个是爱情悲剧，产生时期比较晚近了。可以理解为比较后期的“史诗”，不是早期的那种“史诗”。这些作品同在西南史诗不一样的。西南史诗的发生比较早的，同宗教的关系密切。汉族叙事长诗的娱乐性、教育性更多，宗教性较少。
巴莫：在叙事长诗与史诗之间，还是要做出理论上的界定。有些西方学者谈论中国西南史诗往往忽略了，比如艾伯华在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史诗》一文中，将撒尼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与傣族叙事长诗《线秀》、《南鲸布》和《葫芦信》一同视为“史诗”进行了初步的评介，除了对长诗的搜集整理工作提出了质疑外，该文也将我们引向了叙事诗与史诗的在理论上怎样进行界定的思考。
钟老：以往研究史诗，主要是受西洋史诗理论的影响，比如以希腊史诗为“典型”，强调史诗一定要是民族的重大事件，一定要有战争的。那么，现在从中国很多的史诗来看，特别是西南民族的，就不一定。那里更多的是神话史诗、创世史诗。神话性的创世史诗只是一个部分，其次呢，就是一些主要叙述文化英雄的史诗。某一些早期的创造文化的人物，比如教人家造房子。也有一些战争中英雄，比如打到民族的敌人。但南方英雄史诗不限于战争，更主要的是文化创造英雄，有神话色彩。像造房子、发明农耕、创造两性制度等等。
巴莫：先生，中国史诗类型学的探讨很重要。在您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没有在学理上进行概念的界定或理论的表述。过去国外的学者大多将史诗定位于反映古代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以古代英雄传说为主干、塑造著名英雄形象的“英雄史诗”；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的逐步发掘和整理出版，使“创世史诗”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特定文学样式，也逐步得到了学界的承认，现在民间文艺学界大多将史诗划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大类别。近年来，随着西南各民族史诗文本的发掘和出版，中国史诗类型学的研究也有所拓展。学界大都注意到了一类“新”的史诗类型，即“迁徙史诗”的出现。对许多学者来说，“创世史诗”或“迁徙史诗”的提法已不陌生，但在概念和范畴的科学界定上，还没有进行过深细的讨论，也尚未在学术界取得一致的认同。
钟老：中国史诗的情况有其特殊性。编写《概论》时条件还不成熟，现在应该有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了。中国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走过的历程已近50年，史诗文本大量的记录和出版，在资料学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理论研究方面则有些滞后。各民族的前人能创造那么伟大的史诗传统，如果我们不能说明它，不能作出相应的学术阐释，那就惭愧了，也对不起前贤的努力。
巴莫：研究范式也应该有所转换了。史诗类型的出现是否呈线性的发展呢？学者通常认为，西南史诗是在艺术发展不发达阶段上，由各民族先民在神话、传说、歌谣的基础上集体创作出来的一种规模宏大的“原始性”叙事长诗。我认为“原始性”的提法欠妥。史诗与人类早期的社会发展或民族、国家（地方政权）的形成、发展的历史相关联，因而被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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