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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史诗传统与中国史诗学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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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17:38: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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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传统，然后再将个案阐释的结果同彝族其他支系、乃至彝语支民族的史诗传统相对照，作出异同性的比较。我认为，您强调差异性和特殊性，主要是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这种方法有助于重新审视本土文化语境中的史诗传统，从某一支系转而研究整个族群，正是为了寻找一个反观西方史诗学术传统的新角度。因为，我国北方史诗研究依然在某种程度上视西方史诗学为某种“圭臬”，也就是说以英雄史诗为主要研究对象。
钟老：我感觉到，探求蒙古史诗传统、突厥史诗传统，某个南方民族的史诗传统，甚至你们彝族某个支系的传统都是同样重要的。只有在对这一个个史诗传统做出全面细致的考察后，我们才能进一步从更大范围的全局上看中国史诗。你谈的都很重要。总之，中国南北史诗是不一样的，大致如此，但也不是绝对的。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思辨的角度去建构中国史诗学的基本研究框架。
巴莫：先生，您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在强调中国史诗研究的理论建设，更结合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了好些意见，可以说您一直在为中国史诗学的发展而不懈陈辞，尽管你自己并不做史诗研究。
钟老：学者要有学科的观念，要关注学科的建设。其实，很早我就意识到若想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前景有较全面而深入的估量，闭门读书，精心撰述，独自揣度绝不济事。效法孔子式的游说教学，抑或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漫步讲学”，不厌其烦的走动、呼吁、发出声音才行。值得提出的是神话与史诗在多民族“文化中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在学术上应该可以“放卫星”的。我们拥有如此丰富的史诗传统，我们还应该从中去发现西方人没有发现的史诗法则。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史诗学建设。
巴莫：那么，我国史诗研究的进展，在时间线索上是不是略可分成基础和理论两个层面：基础层面是调查、搜集和整理时期，包括出版各民族史诗资料本、普及读物和研究成果；学理层面则攸关理论抽绎和学科建设问题，讨论迫切课题和学术规范及学科走向等。也就是说，回顾学术史，中国史诗研究的前二、三十年是“资料学取向”，学者们着力于史诗遗产的抢救，文本的搜集及基础环节的研究，而不甚关心学理问题和理论界定，这在50年代以来的各种重大活动中都很突出；后二十年才出现“学科取向”。学者们开始围绕建立中国史诗学探讨学科规范，逐步达成一些认同。前一种取向走的是传统的治学之路，后一种则显示出批判地吸纳西方史诗学的取向。若离开田野的现实场境，我们很难说这两种取向孰优孰劣。但结合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传统，我们就得承认：学科取向是建设中国史诗学的必由之路。虽然在具体操作时，两者的整合必不可少。
钟老：是的，我们有了颇具规模的史诗学术共同体，但大家共同遵行的基本学术范式却仍然有待建立。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按学科取向整理一下内务，明确我们学科的核心形态和当务之急。比如，说到科学资料本的问题，还是要提马（学良）先生。他是语言学家，严格一点说，是你们彝族语言学的研究专家。他和苗族今旦同志编译《苗族史诗》，与彝族同志合译的彝汉对照，并加国际音标注音的《阿诗玛》，都是科学记录的一个范本，是对学界的一个贡献。
巴莫：是的，从田野工作到资料搜集，从个案研究到理论阐释，史诗学界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都需要形成一个能让大多数学者协同努力的学术范式。综观国外史诗学研究的现实和传统，我觉得朝戈金谈到的“帕里─洛德学说”不失为一种范式，我们可以选择和借鉴：其文本分析模型与田野工作方法久经考验，成熟可靠；其理论简洁、连贯、解释力强；其整体论观点能兼顾基础研究与现实应用，在中国也有行之有效的活传统和文献加以具体的印证；在学理上它格外强调口头传统，与我们民俗学学科的主流意识相契合。还有，它以广阔的人文世界与具体的语言传统为田野，使我们能将理论贯穿到实际操作中。当然，中国史诗学的理论建构应适应中国本土的史诗传统研究。
钟老：西方史诗理论的借鉴，我们稍后可以专门谈谈。我现在想说的是学科制度方面的问题。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民间史诗和叙事诗，这是我们的一项大宗文化财富，而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机构可能还不健全、或者开展活动的范围还比较狭窄，这都给我们继续开发这个领域留下了空间。说到具体的史诗研究，虽然我很热心，但这方面知识比较弱。当然我也很留意，但毕竟有限，所以不能具体地提出很多的意见。但还是像昨天晚上我们讲的，可以成立一个“史诗理论小组”。应该成立，不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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