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信仰中心，象征着时代所需要的权力、财富、理想……。特别是当其中一种信仰被权力予以强制性的神圣化之后，其他的信仰亦不得不被予以强制性的世俗化，无法神圣起来。只是当原有的神圣信仰一旦失落，那些不得不非常世俗的固有信仰，又会变得神圣了。
所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在永贵大叔和毛泽东看来，可能不很困难；可是，使用改造人心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中国人，则远远大于愚公移山的困难，虽有子孙亦无穷尽也。一大二公，自力更生，吃集体粮，干集体活，权力打造并一再复制，吹胀起来的乌托邦信仰，始终亦难以把大寨人的私人信仰彻底消除。
毛泽东当年称赞陈永贵：“穷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穷哥们的自力更生，一度实践了毛泽东式的中国理想。借助于全国学大寨的政治运动，大寨精神当然就成了中国信仰的基本象征。正因如此，我才说，今日中国人如能把握了大寨信仰模式，就对于同时把握了中国人的信仰模式。而当下中国人之所以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固然就是文革时代那种强制性神圣信仰模式的变迁的结果了。
为此，我很难苟同这样的说法：“大寨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嘲弄它就是个危险信号。” 难道我们还能和当年的永贵大叔一样，把大寨视为毛泽东的遗物而继续信奉。因为大寨人是靠毛主席才有今天的，所以，大寨人不能选择其他的信仰？！
经济搭台，宗教唱戏
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大寨一度陷入沉寂。如今，沉寂多时的大寨再次进入中国视野。它经济富裕了，跻身于中国名村系列；它的信仰也在发生变迁，因为它在信奉毛主席和财神爷的同时，又修造了一座信奉观音菩萨的佛教大庙。
大寨信仰是永贵大叔用一把镢头挖掘出来的。何以为继？值得用镢头继续耕耘的土地早已所剩无几了。至于大寨信仰模式，亦非铁桶一个。永贵大叔去世前，就已看好虎头山半山腰上的三块石头做墓地，“别埋在狼窝掌，那地方不好。”而这块墓地，他的穷哥们也早已偷请风水先生为他相好了。
大寨人之中的佛教徒本来就不少，甚至连郭凤莲夫妇也有佛教信仰，碍于身份，不便表达罢了。她儿子贾小军皈依佛门之前，曾陪母亲一起到浙江天台国清寺做佛事，给了贾小军最直接的佛教影响。此后5年，贾小军生意越做越大，佛教信仰亦日益强化，进而发愿要在大寨建一座大寺院。于是，这位铁姑娘的后人，成为了普乐寺的创始人和大护法。
以贾小军的身份来说，可说是一身三任，集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宗教精英的资源为一身。他的投资行为，当然也可理解为是政治、商业、宗教等三方资源的整合利用。然而，这一投资行为的宗教社会学意义却不局限于此。虽然虎头山的土地为大寨集体所有，但普乐寺属于个人投资，表达为自由的个人信仰。时代变了，赚钱已经成为个人的事情，信仰亦随之变为个人私事。因此，个人信仰与个人投资，如同借庙挣钱，用钱建庙，在佛教信仰与经济资本之间建构了一种殊胜的交换关系。此乃大寨信仰、以及当代中国信仰的一种特别模式。
这一模式，虽常遭至世人的批评，但它最值得关注的是，即是在其中祛除了文革中那种强制性神圣化权力信仰关系，进而借助于经济选择关系建构了一个可供个人自由选择的精神空间，使个人可以选择信仰或选择不信仰。它说明大寨人已经走出了强制性神圣化的文革传统。对此，普乐寺也许就是一个象征，隐喻了大寨信仰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变迁。
因此，普乐寺尽管肃立在虎头山头，但大寨人却没有世人们的那种顾虑，认为从此之后大寨人的“红色旅游”，就要改走佛教路线了。只一座寺庙还没有那样大的功能，普乐寺仅仅是大寨村里新增加的一个旅游项目而已。郭凤莲直言不讳的说：“大寨要吃名饭”；如今的“大寨不是政治，是生产”。
正因为大寨人把新农村的示范旅游作为一种经济事业来经营，所以他们就能够轻松地兜售几十年前被强制性神圣秩序打造出来的红色历史，于是才会有普乐寺的开光，希望用佛教旅游来强化已成强弩之末的红色旅游。虽然普乐寺的打造，还属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运作逻辑，但是，面对大寨这座红色偶像，这却是一种以利益驱动为基础的多元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强制性神圣秩序的固有约束，顺应了经济资本的外在要求而建构了另一种信仰模式，通过利益选择而自由表达了个人的宗教信仰。经济力量改变了中国，同样也变迁了中国人、大寨人的信仰模式。这是一种社会力量的整合模式。虽然，这种宗教行动模式对于中国信仰的变迁功能，还值得学界继续观察和跟踪研究，但它借助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行动逻辑，其运作方式也有可能变迁为经济搭台、宗教唱戏。
永贵大叔曾经公然宣称，“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一把神圣化和政治化的镢头，才能打造出一个不能建庙的大寨精神。而今的大寨人，虽然他们手中也有一定权力，但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