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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人生信仰才会彼此冲突，你死我活。
基于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我宁愿把这种现象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一种单纯的精神信仰。它早已越出了精神信仰的领域。信仰什么和不信仰什么，似乎决定于一种高居于信仰之上的神圣化逻辑。这才是值得中国人居安思危的地方。
权力类型和经济发展决定了宗教和信仰的兴衰，这就是当代中国宗教、中国信仰一个很独特的现象。象征资本、经济资本建构宗教和信仰，其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使国家、市场、个人全身心投入，然而是社会缺席，缺少民间组织，缺少信仰群体、缺少社会团体。于是，制度宗教、私人信仰，不得不依附于市场，或依附于国家权力，以至于宗教不像宗教，信仰不像信仰。其间夹杂了太多的政治、经济、甚至是权力的因素。所以，宗教、信仰不得不走世俗之路，政治、经济、权力却得以再度神圣化。
大寨普乐寺就与此类似。它如果一种大寨人的信仰共识，民间组织，集资而造，问题就小多了。关键的问题是，它是私人资本，使用集体土地、借用公共权力。缺乏了社群的支持，普乐寺当然就无法落地，进入民间社会，只能悬空在公共权力和经济资本之间，左右摇晃，难以自主，所以才会遭至这样多的批评和非议。这与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神圣、使用权力打造的意识形态信仰典范，关系微妙，值得一再琢磨。
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大佛教，小信仰”。大佛教，国家、企业、私人的多方经营；小信仰，即把个人信仰无限放大，借助于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放大。 于是，在此大佛教和小信仰之间，粗暴地嵌入了放大信仰的“中间逻辑”，导致私人最得益，社会再失语。最使人感到危机的，是这种“小信仰”的运作方式。它们一旦遭遇那种能把私人信仰加以无限放大的中间逻辑时，所谓个人的、自由信仰，就会变型、变质。它的一个最大结果，就是中国人可以选择无数的私人信仰方式，但是，这种选择越多，中国人之间的个人差异就越大，个个都是自了汉，人人皆为小乘教，始终无法建构整个社会的神圣认同。表面上，中国社会好像有了信仰，但在社会整合的骨子里面，它还是缺乏信仰，特别缺乏信仰的认同，依旧一盘散沙。
这就回到了我近年来一直努力思考的问题，一个难以被真正破解的难题——中国人不乏信仰，中国社会不缺宗教。然而，为什么中国人还是活在信仰危机的话语之中？！
中国人缺乏的不是信仰，而是缺乏一种能够使中国人基于自由信仰、建构一种真正的神圣认同及其价值共识模式。不仅仅是个人有了信仰，而是如何去共同地信仰，建构一种合法的信仰群体、组织认同的信仰结构？因此，个人有了信仰，不一定就能理所当然地拥有社会信仰。中国人最缺的，不是个人的信仰，而是“社会的信仰”，缺的是一种身处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信仰模式。
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告诉人们，之所以如此危机，既不是信仰出了问题，亦不是宗教出了问题，而是它们之间的建构逻辑应当转型。在社会缺失的背景之下，“小信仰”一旦做强做大，其中就会出现宗教陷阱。神圣资源的提供和配置不合理，从私人信仰到制度宗教的中间逻辑过分强大，加上多方经济利益的参股经营，自然就会造成中国人特有的“信仰不公平”、甚至对信仰无法认同、信仰不可信任的劣变。否则，中国人的信仰依旧还是非理性的、没有社会效应的巫术式信仰，永远不能成为社会认同的信仰、或宗教中的信仰。
下面这首诗，虽然对其思想内容不敢认同，但其中包涵了一种很深沉的伤感意绪，很使我喜欢和感动，特用作为这篇文字的结束。诗曰：“昔为英雄铁姑娘，金锁缠颈豪气消。何来巨款三千万，不敬泽东敬神妖。永贵身影未走远，恩来遗泽沾红袍。从来多少兴亡事，都付进门一张票！”
但愿这种 “自我信仰主义”，经由信仰结构的社会性建构，走向理性而公共的“信仰自由主义” ；但愿中国人能够通过那“层累积成的信仰结构”，历经个人精神权利的过滤，最终亮出中国信仰的真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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