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永贵大叔的神圣化镢头，它已无法并驾齐驱了。这些权力只能局限在经济活动领域，无法加以非制度的扩散。
郭凤莲为普乐寺辩解而说的话，可谓实事求是。大寨如果被定义为一个生产单位，而非文革时代那样的政治单位，那么，它正好说明了大寨人经由经济领域走出红色铁桶的制度分化。这是大寨人的与时俱进，同时也是大寨人经由“农业学大寨”变为“大寨学全国”的时代产物。所以，这种分化，的确冲破了固有的大寨模式，淡化了中国人心目中的红色偶像，使个人的信仰选择在扬手起步之时，惟有跟随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脚步，亦步亦趋方能生效。因此，社会利益与个人信仰的整合，就不是教化政治的单向作业所能奏效的事情了，权力类型决定信仰类型的那个时代早已结束了。
一个铁面无私的事实是，今日大寨，再也不可能引领中国人了；普乐寺的建造，当然也不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信仰走向。它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关系不甚密切。即使大寨人把普乐寺打造为大寨人的“红色寺庙”，那也仅仅是大寨人的红色寺庙而已。因此，虎头山上的普乐寺将引领中国人走向何方的忧虑，可能就是杞人忧天了。所以，忧虑的不是谁在造庙，而是这座寺庙的发展如何中规中距，如法如仪，如何给大寨人的共同富裕与多元信仰带来益处？最令人担心的是，普乐寺会不会因为私人的投资而逐步变质为大寨村的“郭氏大庙”，变成私人的寺庙。
危机的并非信仰
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方式，多有“精神走私” 特征，往往能够在神圣高压的语境中持续不衰。这是中国人尤为独特的精神活力。既容纳强制性信仰，亦能私下互补，偷偷信仰，各行其是，各尽所能。所以，公共权力秩序对这种精神走私型的信仰模式，听之任之，其权力代言人也常常乐此不疲。它所顾虑的，则是那种是经由无数人的信仰及其共识而自发自主建构起来的制度宗教。
大寨人造一大庙，大抵上是一种精神走私与个人投资的相互结合，与公共权力无涉，犯不着危言耸听。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陈永贵；此言过矣！当然也犯不着去折射大寨人的信仰危机了。中国社会最危机的，并非这种私人信仰。大寨人自己就没有这样的危机感！
最激烈而有代表性的批评，应当是网上针对郭凤莲的一些文字。这种批评，直接指责郭风莲是党员，是党员就应当是唯物论者，应当相信马克思主义。为此，她不能支持儿子投资修庙，带头搞迷信。
然而，这种批评似是而非。一个宗教学的常识是，造寺庙不等于搞迷信，何况普乐寺的建造具有合法审批手续。更要命的是，这种批评，再度把“不信马列信观音” 的双重信仰关系，置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冲突场域。它不仅把宗教与迷信、宗教信仰与权力政治搅混在一起，而且把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看作是当代中国最危机的事情了。
实际上，大寨人的信仰变迁，以一个象征形式充分展示了中国信仰的特殊结构。这就是政治信仰与民间、宗教、私人信仰的层累积成。它们并非完全、简单的对立和矛盾。当政治信仰一统天下的时候，这种私人的、扩散的信仰，固然没有选择和表达。但当这种信仰方式不再一统人心之时，它就会自发地从中萌生出来，私下选择，自由表达。此时此刻，如果中国人还是局限在固有的红色铁桶之中，怀念昔日那种强制性神圣秩序，那么，他们就会把这种人生信仰的私人选择看作是一种危机，把这种多元化的信仰看作是当下各种中国问题的始作俑者。
其实不然。私人信仰既无伤大雅，亦曾有补于公共权力秩序的建构。古往今来，无不如此。特别是伴随着不可逆转的社会变迁，能够把个人的人生信仰与政治信仰、国家信仰予以制度分割的时候，这公私信仰、人生信仰与政治信仰的分别，更应相安无事了。因此，危机的不是中国人的信仰，而是如何面对信仰的公共权力、以及不分公私信仰的固有神圣秩序。
我近日正在评阅的一篇博士论文，它所提供的资料，可以推进我们对此问题的思考。故事的发生，恰好在全国学大寨的神圣时代。东北某山庄，学大寨、造梯田，不得不炸毁了村民们敬奉为山神的青龙、白虎石，从此阻断了村民们表达人生信仰的传统路径，使村民的精神生活承受了极大的伤害，很多青年人不明缘故的先后死去。改革开放之后，村民们一致要求恢复对山神的敬拜，重新祭奉这块青龙、白虎石。但村长和村支书因手中有权而不敢有所作为，只能由村里的老人会出面，重建了这一传统信仰，稳定了一方水土。
这是民间组织打造民间信仰、安定社会的一个典型，同时也印证了人生的、民间的、私人信仰的社会意义。没有信仰，反而会构成危机。只要是人们共同选择的信仰，无论它是民间的还是私人的，它们亦能建构一种神圣秩序。好似一位大寨妇女对我说的：她为了求子，一直在家里藏着一座平安辟邪神像。她的解释是：毛主席又没说不让辟邪。毛主席自己也信过佛啊。惟有在那样一个红色铁桶之中，政治信仰与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