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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的祀典看炎帝文化的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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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17:39: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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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左传》：鲁有大庭氏之库是也。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水经注》曰：陈城，故陈国也。伏羲、神农并都之。”[③] 还有，雍乾时期官居大学士的张廷玉则阐述了炎帝的“火德”，“所谓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如伏羲以木德王，故风姓。代之者火也。炎帝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紀官。代之者土也。黃帝以土德王，故曰黃帝之类。此非洞达天人之际，孰能知其所以然者？惟其有如是之德，是以天子隆以宾師之礼。”[④] 这是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五帝的诠释。而雷学淇在《竹书纪年义证》中则对炎帝的世系进行了考订。他说：“耆，姜姓国名，炎帝之先伊涉者，故曰伊耆氏。伊，即帝尧母家；耆，即文王所伐，皆炎帝支庶之封，使守祧宗邑者也。国之所在，未详。”[⑤] 而且，许多文人士子的游记或题记也成为了记忆的符号。如清顺治年间的知县于公允曾游历百谷泉和神农庙，留有《百谷寒泉》和《佚题》的题记。又如清康熙年间的长治知县姜愃游百谷山后，也感慨作《佚题》以悼之。
尽管这些记述都是传说的复述，不能称之为信史，但正是这些复述使得炎黄文化得以广泛的流传。这些由文人墨客记述下来的感怀之情，在表达时人对先人的爱戴与敬意的同时，也弘扬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传承方式与历程，还有炎帝的历史地位。而清代的祀典，尤其可以对炎帝在清代的影响与地位作出说明。
《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就是说，古人制定祭礼的原则为，有功德于民者则祀之。或许正因如此，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多元信仰的国家，其表现之一是祠庙神祗的众多，而炎帝则为其一。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记载看，有关炎帝文化的传播，传说中不乏祭祀的形式。例如，传说对炎帝的祭祀，始于黄帝。故《路史·后记》有云：黄帝“崇炎帝之祀于陈”。《轩辕黄帝传》亦云：黄帝“作下畤，以祭炎帝。” 而黄帝以降，历代崇祀有加。杜佑《通典》载：虞舜祀五帝于五府。周代凡行郊祀、享明堂、大雩、耕耤等礼，皆配祀五帝，而五帝中，炎帝配赤帝。除了传说之外，《史记·封禅书》曰：秦灵公三年（公元前423年），在吴阳“作下畤，祭炎帝”。这应该是古人祭祀炎帝最早的记载，似可作为信史。而后，人们对炎帝的祭祀可谓绵延不绝，几乎历朝历代都要立坛、立庙、立祠予以祭祀。如汉代，祠“五畤”，“南方帝炎帝”；“祀九天”，炎帝代表“南方炎天”。晋袭旧制，郊祀五帝，炎帝其一。唐宋以后，炎帝之祀范围更广、影响更大。这些祭祀，大都以帝王官僚主祭，直至明清形成了完备的祀典。
习惯上，人们常说“清承明制”，但在对炎帝的祀典上，清人在继承的同时，也在不断发展。清代对炎帝的祭祀大体为如下几种情况。
首先，炎帝为先农坛祀神。经过了神话定型的炎帝，其神农的形象大为丰富，农业神的地位在汉及汉以后为历代统治者予以肯定。加之，司马迁的《史记》正式将炎帝神农氏的神话搬入了史书，西汉中前期又正逢黄老无为思想盛行，于是，休养生息发展农业成为立国之策，对炎帝神农氏这一农业神的崇拜便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皇帝不仅举行亲耕典礼，还设立祭祀神农的坛庙，委任官员加以管理，炎帝神农氏的祭祀从而成为定制。而且，炎帝不仅就是神农氏，还被赋予了“先农”的尊号。
据称，远古时，人们称神农为田祖、先啬。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最新发现称，他们从龙山里耶二十余枚秦简中，释读出秦人祭祀“先农”的史实。而文字记载称：自汉代始，人们称神农为“先农”。例如，《旧汉仪》云：“春始东耕于藉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通典》亦云：“北齐藉于帝城东南千亩，”“作祠坛于陌南阡西……每岁正月上辛后吉亥，祠先农神农氏于坛上，无配飨，祭讫亲耕”。而后，历朝皆在京城设坛祭祀先农，形成了规制。唐宋时将祭祀及设施规模予以扩大，元统一中国后，在大都城东耤田建先农、先蚕二坛，隆重祭祀。直到明清，先农一直成为国家的祭祀之神，被列入国家祀典的中祀。而清代在认定“炎帝神农氏”为一体的同时，也将象征人类农业鼻祖的“先农”尊号给予了炎帝。雍正十三年（1735年），河东总督王士俊在奏请奉祠先蚕的折子中明确提到：“前明厘正祀典，山川百神，各依本号。如农始炎帝，止称先农之神。则蚕始黃帝，亦应止称先蚕之神。” [⑥]
可见，先农之祀虽源于古制，清代的祀典却是承袭了明制。位于北京外城南端中轴线西侧（北京永定门内）的先农坛建于明永乐十八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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