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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的祀典看炎帝文化的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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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17:39: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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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420年），至清代，统治者在不断完善先农坛耕祭礼仪的同时，对先农坛的建筑也进行了全面的修葺和改建，乾隆时更是在坛内广植松柏榆槐，铺设了红砖琉璃瓦。据《清史稿》记载：“先农坛位西南，周四丈七尺，高四尺五寸。东南为观耕台，耕耤时设之。前耤田，后具服殿，东北神仓，中廪制圆。前收谷亭，后祭器库。内垣南门外，有神祗坛在焉。”[⑦] 而清代对先农的祭祀在清人入关之初就开始了。
据记载：“顺治十一年（1654年）定，岁仲春亥日，凡恭遇皇帝躬行耕耤礼，先期，户部、礼部堂官偕顺天府尹进耕耤耒耜及穜稑种。届期，以太牢享先农之神，行三献礼，饮福受胙。礼成，乃躬耕耤田。”[⑧] 而且，自康熙帝始，雍正帝、乾隆帝皆亲至先农坛享先农，行躬耕耤田。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还下令，以“天子耤千亩，诸侯百亩”之礼，将先农之祀典推行到地方。定制：“顺天府尹，直省督抚及所属府、州、县、卫，各立农坛耤田。自五年始，岁仲春亥日，率属祭先农。”[⑨] 于是，凡地方府、州、县城池之周边，皆建有先农坛。先农坛由此成为地方城市建筑中的一个固定景观。
其次，炎帝享有历代帝王之祀。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定制，历代帝王有：“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少昊金天氏、帝顓頊氏、帝高阳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及增入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共二十一帝。”[⑩] 神农炎帝居第二位。清代除了在京城建有历代帝王庙，于三月三日进行例祭之外。炎帝以历代帝王之尊，其祭祀更直接地表现在他的陵寝祀典上。
众所周知，对炎帝的陵寝之祀始于宋代。但是，正如炎帝的出生地存在着疑问一样，炎帝的陵寝同样是一宗无法解开的迷案。据称，宋朝初年太祖赵匡胤下令遍访天下古陵，以寻找炎帝陵寝。而后终于在乾德五年（967年）于湖南茶陵县找到了炎帝墓，修建了陵寝，并“立庙陵前，肖像而祀。” 对此，清代的地方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湖南“衡州府酃县（原茶陵县）炎帝庙在县西炎帝陵旁，庙在陵侧，宋乾德五年建，六年以祝融配食，九年诏移庙就县，去县五里，淳熙十三年仍移陵侧，淳熙十四年诏衡州葺炎帝陵庙。宋乾德中遣官致祭，舟覆。奏立殿县南，以承大祀。明嘉靖中改卜于其右址拓而新之。中为殿，殿外建高阁，碑碣错峙，其间阁下陛道丹墀如制，东西建两庑，周遭垣墙，前列三门。”[11]
毋庸置疑，宋太祖找到的炎帝陵仍是得之于传说，传说炎帝神农氏误食草药而亡，被安葬于此。但是，炎帝陵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座墓葬而已，它已成为炎黄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一种象征，是以农业为本的封建国家的精神寄托，其本身的真实与否已变得无足轻重了。清代对炎帝陵祭祀的高度重视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据记载，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对炎帝陵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以故，乾隆元年（1736年），在清朝的典志中有 “湖广地方神农氏陵庙殿宇墙垣，丹雘合度”[12] 的记载，与“规模狭隘，丹青剥落”的“帝舜有虞氏陵”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对炎帝的陵寝之祭，自宋代成为国家祀典后，元代虽为游牧的蒙古民族所建，但炎帝陵的祭祀却未尝中辍，明清两代更趋频繁。
清代自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伊始，即遣各部院侍郎以下、四品以上堂官致祭帝王陵寝，其中包括 “炎帝神农氏”之祀。[13] 对此，炎帝陵的所在地，湖南地方志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即所谓“遇国家大庆典，以二品至四品京堂官充使，以礼部太常寺笔帖式斋御祭文、香帛，导以繖仗龙旗，诹日发京师。……祭炎帝神农氏之陵于衡州府酃县，……使至，各官朝服出郭跪迎，地方官恭奉御祭文、香帛，安置龙亭内，迎至公所中堂，各官行三跪九扣首礼，迎龙亭至祭所，各官具吉服，行一跪三叩首礼。至期黎明，各官齐集行礼。每岁春秋仲月，所在有司诹吉致祭，以正印官将事牲用羊一豕一，余仪与遣官致祭同。”[14] 奉旨祭祀的官员及祭祀的状况《清实录》中多有记载，而以皇帝即位祭告为多。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雍正帝登上皇位，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金应璧祭炎帝神农氏等陵；[15]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帝即位，十月遣太常寺少卿雅尔呼达致祭炎帝神农氏等陵。[16]
顺治初年，还“定直省守土官祭历代帝王陵寝”之制，由“湖南酃县（原茶陵县）祭炎帝神农氏陵。”[17] 也就是说，清代对炎帝陵寝的祭祀，不但有代表皇帝的遣官致祭，还有地方直省的奉命祭祀。而且，凡国有大事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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