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末清初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士对中国祭祖发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在著名的“礼仪之争”中一些传教士认为中国人的祭祖行为是迷信。当时有中国学者就进行了辩驳：“礼祭祖宗止是思念死者之意，非有求福也。”中国人在先人的牌位前烧香磕头，敬献牲、酒、瓜果，都是为了纪念，并不是希望祖先的灵魂从牌位上下来保佑他们，这都是内心追思故人的情感宣泄。用现代哲学术语来说，如果祭祖是在“求福”，那就是祭祀者信仰超自然的神明，便是宗教；反之，那就是本人内心情感的流露，就是伦理。他还从历代的经典和疏文中，摘录了有关章句加以辨析，然后证明中国人祭祖并没有什么“求福”之意。祭祀中不向祖宗“求福”，自然也就很难说祭祀本身是一种宗教行为（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8-190页）。后来如冯友兰认为中国的“丧礼祭礼是诗与艺术而非宗教。其对死者之态度是诗的，艺术的，而非宗教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8页）“关于祭礼之理论”中，引用的也是《礼记》中《祭义》和《祭统》的文字，强调“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同上第424页）说明中国人在祭祀的时候，并不是对外在神明的崇拜，而是比较注意他们自己内心的感情。一种仪式如果主要是主体性的体验，而不是的超越客体的祈盼，当然就难称是宗教的，而主要是人文的。

  中国人的重视祭祀还有崇德报功之意，《礼记·祭法》上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帝喾能序星辰以着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鄣鸿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 冯友兰先生进一步分析说：“根于崇德报功之意，以人为祭祀之对象，……中国旧社会中，每行之人，皆供奉其行之人神，如木匠供鲁班，酒家奉葛仙。其意即谓，各种手艺，皆有其发明者。后来以此手艺为生者，饮水思源，崇德报功，故奉原来发明者为神明，而祀之焉。至于天地星辰，鸟兽草木，亦以崇德报功之义而崇拜之。此或起源于原始社会中之拜物教，但以儒家所与之义，则此已为诗而非宗教矣。”（《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8页）这里说的再明白不过了，中国人的重视祭祀往往祭祀的是人，而不是神。即是以人为神也表达的是崇德报功之意，是人文的而不是宗教的，是理性的而不是迷信的。对天地万物的崇拜也有此义，所以儒家认为是诗而不是宗教。

黄帝时代是父系血缘关系强化的时代，也是祖先崇拜观念趋于明确的时代。后来的虞、夏、商、周都尊黄帝为始祖，许多方国也都有关于黄帝后裔的传说，这是祖先崇拜进一步发展的结果。纪念黄帝并不是现在才这样做的，历史上就有祭祀黄帝陵的传统。黄帝去后，后人对他的遗物进行朝拜，以表纪念。《博物志·史补》：“黄帝登仙，其臣左彻者削木象黄帝，帅诸侯以朝之。七年不还，左彻乃立颛顼，左彻亦仙去也。”《竹书纪年》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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