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记述了明北京五城33坊的名称、位置和各坊的街巷胡同。在这本书自序里，张爵特别叙述了自己编写的过程，“予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遇时俗相传京师衚衕亦书之，取其大小远近，采葺成编”。由此印证这样一个事实：张爵虽收集北京的胡同，但却不是胡同二字的创始人，只说明从明代开始，才把流传在坊间的胡同记载到文书里，使胡同成为正式行用的街巷名称。不过明代胡同的写法，比现在复杂，在胡和同这两个字外面都加有“行”字，写成“衚衕”，表示胡同是可以让人随意行走的小巷。直到清末，因衚衕两个字写起来不方便，才有了简写的“胡同”。

　　1957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蒲黄榆发现了张爵和他妻子王氏的合葬墓，同时出土了长达1200多字的墓志铭。根据墓志铭记载，张爵字天锡，别号省庵，又号竹坡，生于成化十一年(公元1485年)，卒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他本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正德年间张爵充兴王府书办，兴王朱厚熜被立为皇帝后，以张爵“扈驾有功，书办年久，升锦衣卫，实授百户”。此后，张爵一直任职锦衣卫，由百户而升千户、指挥检事、指挥使，曾在锦衣卫东司房理刑，以缉捕功升指挥众事提督象房。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以后，张爵“掌街道房事”，专管京城坊巷街道。

　　张爵是北京人，又专管京城坊巷街道的事情，可以说是研究街巷胡同的绝对权威，也正因为他这身份，才有机会接触到有关机要资料。所谓“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表明这些资料都出自锦衣卫街道房的档案材料。

　　据明清学者考证，“衚衕”是南方“弄”的音变；“水井假说”认为“衚衕”来自元《析津志》里的“衖通”，是蒙语“水井”的汉字表音。现在的问题是，“衚衕”两个字来自何处。据明清学者考证，“衚衕”是南方“弄”的音变。“文革”后期，有人提出“水井假说”，认为“衚衕”来自元《析津志》里的“衖通”，“衖通”是蒙语水井的汉字表音，到张爵时才造出衚衕二字。

说到蒙语井的读音，与汉语胡同的发音也没有相似之处。元世祖忽必烈时，命人编撰的蒙汉对译辞书《至元译语》地理门里，蒙语“井”曰忽都；明洪武二十二年（1382年）所编诸番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辞书《华夷译语》中，蒙语“井”曰古都黑。我到内蒙古、东北、新疆等地采访专家和牧民得知，现代蒙语井的发音是忽都格。无论元明时的忽都、古都黑，抑或现代的忽都格，蒙语井的发音都不可能变成胡同。

　　◎发现城事◎

　　“水井假说”把“衖通”

　　释为蒙语显然错误

　　“衖通”是吴音方言“弄”。在《析津志》里，从未涉及“胡同”二字，“水井假说”把“衖通”释为蒙语，显然错误。

　　《析津志》纂修于1340年以后，作者熊梦祥，元末江西人，曾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辽太宗时，升唐幽州城（今北京西南）为南京，又称燕京，开泰元年（1012年）改称南京析津府。熊梦祥用析津为书名，表明书中的内容，包括了金元以至辽代的文化情况。本书是现今发现最早记述北京地区历史地理的著作，对金中都和元大都的城垣街市、官署坊巷、庙宇古迹、岁时风俗等，都有翔实的记载。

　　《析津志》街制：“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街道分大街、小街、火巷、衖通四等，除街为全国通用外，火巷和衖通,都使用了南方街巷的行用名。火巷，是南方普遍使用的街巷通名，宋金交兵时创于南宋，既为防火而设，也方便作战用兵。那衖通是什么呢？衖通是吴语方言“弄”。《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东下一级，复值润底，已转入隘关之内矣。于是辟成一衖通。”在衖通下特别注明“弄”，小巷之意。《汉典》：“弄（方言）小巷，胡同：弄堂，里弄。”

　　原来，古代巷、衖不分，都是巷字。南北朝（420-589年）时，出现了衖的南音“弄”。在《南齐书》本纪中，记录了公元494年，东昏侯被弑西弄一事。“弄”的古字作“衖”，吴音念“弄”。南方对弄还有几种双音字叫法，一是在弄的前面加里，称小巷为里弄；另是在弄的后面加唐，称小巷为弄唐，或称弄堂、衖堂、衖通。无论叫弄、里弄、弄唐，或弄堂、衖堂、衖通，也不管它是单音字、双音字，约定俗成，老百姓都知道这是小巷，说的都是“弄”。

　　在《析津志》里，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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