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然保持了繁荣。但清朝的南京，陪都六部被撤消，“南京”被更名为“江宁”。开国初期的满族统治者力戒腐败，保持北方人的朴素生活。他们敌视城市生活，禁止在歌舞宴饮，还用“文字狱”等手段，抑制江南士大夫的雅集结社活动，百般压榨，将南方财富北调京城。从此，南京失去了财富和活力，再也不能成为中国城市生活的表率。
1788年，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描写盛极一时的罗马，极尽奢华的城市。英国早期的汉学家之一的德庇时爵士认为：罗马的情景，南京也发生过。用罗马的灭亡，来关照南京的衰落，就使得我们获得了另一种眼光。南京的衰败，是所谓的“失落的文明”。农业民族创造的城市文明，常常被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的落后文明所征服。
此画描写的正是鸦片战争前萧条的南京。画面凄惨，僧人引领着吹鼓手们，侍女们素衣孝服裹身，紧随的脚夫们抬着棺木，确乎是一场出殡。画面地点应是在西城三山门（今水西门）附近。画面右处露出城南一角，是原来南京城外最繁华地带，所谓“乌衣巷”的所在，现在全都颓然废弃，河道中空有几支农船载货入城。少了香火的寺塔，兀自一根根地竖立着，等待着倒塌的那一日
北京灯笼店
阿罗姆的画册出版前不久，19世纪30至40年代，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角举行过一次中国灯笼展览。赖特在介绍这幅作品之时，回顾了当年轰动全伦敦的展览。那是一只从中国运来，只偶尔在大典上使用的华丽灯笼，集雕刻、镀金、丝绸、刺绣和流苏工艺之大全的杰作。
灯笼制作是中国城市经济中一项重要行业，除了是工艺品外，也是百姓的日常用品。乾隆年间，民间生活标准较后来为高。18世纪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高于战乱频繁的19、20世纪，家家户户都挂得起灯笼，还一般都会在其上作些装饰。那时中国还没有像欧洲城市那样建立城市公共照明系统，官府要求行人晚上出行都要用灯笼。黑灯而行，更夫可以指为盗贼，加以逮捕。官府甚至要求在每个灯笼上写上主人的姓名住址，以备巡捕核查。在有些易于滋事的场合，还要求悬挂上统一制作的“官灯”，严加看管照顾。
画中北京城里的灯笼店，正是生意很好的全盛时期。各种款式、方圆各异的灯笼皆备，工匠在灯笼的绢布面子上描龙绘凤，掌柜在给挑剔的顾客的灯笼上加上窜珠，梁上悬挂的龙头和鲤鱼，都是为元宵节耍灯而制作的。从灯笼店看清代社会的城市生活，富裕、恬静和悠闲可见一斑。古代罗马和雅典也用过灯笼，但欧洲未围绕其形成一套习俗
乾隆与小斯当东
1793年9月2日，英国使团从北京出发，到承德觐见乾隆。根据英方的记载，京官出身的大学士和中堂比较友善，同意免除叩头礼。而另一位大学士，曾任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则比较傲慢。英国人认为这是他一贯在边疆平定边患，特别是在福州和广州见惯了英国捣蛋商人的缘故。
福安康把英国人视为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不能给以任何鼓励辞色。和中堂似被其说动，特使觐见皇帝必须无条件行属国使节的叩头礼。英国人只肯吻帝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谈判很紧张，但基本保持着对话气氛。清朝君臣始终忍着，没有把他们轰出热河行宫。最后双方互给面子，英使觐见以单腿下跪了事。
9月17日是乾隆的生日，各国使节来热河献礼祝寿。乾隆很高兴，据说英国副使斯当东12岁的儿子小斯当东在路程中跟耶稣会教士学会了汉语，会见那天在殿前和皇帝随意交谈。高兴之余，乾隆把自己腰间的荷包和翡翠送了他。两件御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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