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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帝国主义的几种理论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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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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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一种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即进一步加强文化外交，全面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并且把“西方的思想和实践”视为“具有普遍性权威”的唯一标准，认为“凡是不顺从西方、尤其是美国人权观念的政权都是专制和非法的”（参看英国《卫报》1994年4月4日约翰·格雷的文章：《拒不接受东方有希望的前景》）。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相呼应，一些西方学者纷纷提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后殖民主义论”，经济、政治、文化、人权“无国界”论等各种观点，试图为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扩张披上一层道德的、合法的外衣。这可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形态。现择其主要的作扼要介绍。
关于“历史终结论”。美国《国民利益》季刊1989年夏季号刊登了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弗朗西斯·福山纪念冷战结束的文章，题为《历史的终结》，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
“历史终结论”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和苏联不得不进行改革和西方文化处于统治地位等现象，不仅标志冷战结束，更表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及而作为历史的终结，即今后统治物质世界的将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人类社会发展不会再出现更新的形态。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在20世纪，西方的自由主义首先与专制主义的残余，然后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最后与现代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最终西方思想取得了胜利。这表明，有系统地取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方案已经取尽用竭，人类意识形态和统治形式演变，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普及而终结并且巩固下来，世界已进入大同状态，即：在政治领域中享有自由民主，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容易得到录像机和立体声系统。费朗西斯·福山还进一步阐述：在西方国家，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阶级问题已退居次要地位，共产主义今天在发达的西方世界的吸引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低；在亚洲，日本人以自己的方式采纳并改变了传输到日本的西方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在亚洲的发展与普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的改革表明，中国今天已不成为亚洲或世界的指路明灯或典范；在苏联，斯大林主义已经开始为自由主义所取代，苏联过去的制度已遭到彻底的毁灭性的批判；今后能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出挑战的，只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宗教信仰，另一种是民族主义，但它们都不能对西方自由主义构成致命的危险。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论证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并企图把它作为“普遍真理”、“终极真理”强加给人类社会。这无疑为西方国家全面输出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加强文化渗透与扩张，披上了一层正义的、合法的外衣，可以说是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与扩张的理论基石。
关于“文明冲突论”。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P·亨廷顿的文章，题为《文明的冲突》，认为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文明之战。这一论点的提出，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震动和广泛的争论。之后，亨廷顿又在同年的《外交》杂志第5期发表《不是文明是什么——冷战后世界的范式》，进一步阐述了“文明冲突论”，提出了冷战后“指导和理解世界政治主要发展变化”的“文明范式”，以回应批评者。
“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是：①冷战结束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不同文明之间的地理分界线，将是未来的战争线”。②“文明是文化的统一体”，是“最高的文化群体和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文明的历史作用比民族国家更大。未来决定世界格局的是七八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未来重大的冲突都将爆发在这些不同文明间的地理分界线上。③文明之间之所以会发生冲突并成为人类社会中一切冲突之源，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文明差异不仅确实存在，而且是根本的差异。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激烈的冲突都是由文明差异引起的。第二，世界愈来越小，归属不同体系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属于不同文明的人们的交流强化了人们的文明意识，从而把可以追溯到历史深处中的文明歧异和文明敌视引发出来。第三，全球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进程，使人们脱离传统的地域认同，也削弱了把民族国家作为认同的根源。因此，宗教以各种形式介入，填补这一空白。“宗教复兴”为超越国界将文明联合成一体的认同和作用提供了基础。第四，文明的强化由西方的双重角色引起。一方面，西方处于权力的顶峰，同时又出现西方文明大举寻根热潮。处于权力顶峰的西方文明面临着非西方文明的对抗，非西方文明有着越来越强烈的想法、愿望和条件，以按照非西方的方式塑造世界。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冲突在所难免。第五，文化特征的差异较难改变，因而也就比政治经济特征的差异较难妥协与解决。不同宗教的人比不同族群的人更为互相排斥和敌视。一个人可以拥有不同国家的血统，甚至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不能同时是天主教徒和穆斯林。第六，经济区域主义日趋上升。一方面，成功的经济区域主义将加强文明意识；另一方面，经济区域主义只有根植于共同的文明土壤之中才能成功。文化的共同性正不断克服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文化和宗教成为“经济合作组织”的基础。区域性经济集团正在形成，这会强化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基于以上分析，得出结论：文明冲突将在两个层次上发生。在微观层次，沿着文明地理分界线上相邻的族群，为了控制领土和主宰对方而发生冲突；在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国家，为开展经济和军事竞争，为争夺对国际组织和弱小的第三者的控制权，为宣传推广自己独特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而发生冲突与斗争。
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充满冷战胜利者的喜悦与乐观的情绪有所不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延续了西方冷战的思维，在西方的共同敌人——苏联解体后，不是按意识形态而是按照文明的差异来寻找潜在的对手。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西方已不具威胁，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儒家与伊斯兰文明必然结盟对抗西方，其潜台词就是，在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发展中，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将成为西方的主要敌人。因此，他主张推进西方文明内部、尤其是欧洲与北美“子文明”之间的合作；将东欧和拉美融入西方文明；促进与西方文明有联系的俄国、日本同美国的合作；抑制儒教与伊斯兰国家的军事扩张，并充分利用这两大文明国家间的差异与矛盾支持其他文明中与西方价值观和利益相投的集团；巩固能够反映西方利益与价值并使之合法化的国际组织，并推动西方国家参与这些组织。说到底，就是要以西方文明围剿非西方文明，用西方文明统一天下。可以说，“文明冲突论”从西方文明的对立面，为西方的文化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文化帝国主义心态，也暴露了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巩固世界霸权的战略构想。
值得指出的是，亨廷顿是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圈内的“学政混合”型人物。《文明的冲突》是他在奥林战略研究所关于“转变中的防卫环境及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课题研究报告，是典型的“策论”。这一理论尽管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包括美国国内有识之士的批评，但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决策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决不能低估。
关于“后殖民主义”论。这一理论是在继后现代主义之后，在当今西方学术理论界兴起的理论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巴勒斯坦人后裔爱德华·赛义德、印度人后裔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人，他们是一批生活在第一世界话语圈内并身居高位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精神贵族。
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以及文学的价值与传统，都拥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默而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则被贬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一种本能的“后殖民意识”，都试图对于其他民族实施文化渗透，以求跻身于中心文化的地位。然而，“后殖民能力”是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经济实力所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科技、经济优势占有了这种“后殖民特权”，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先进的传播媒介强行“编序”于世界文化的运行机制之中，灌输给“落后”的民族。
后殖民主义论者，虽然始终把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作为批判对象，强烈抨击了旧殖民主义结束后，西方文化霸权仍在制约和影响着东西方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但是，这种批判是不彻底的，不过是一种改良了的西方话语。后殖民主义论者既是西方旧殖民主义的批判者，同时又是新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后殖民主义论者站在殖民主体国家的立场，借助西方思想学术的武装，居高临下地俯视东方，以西方文化的价值尺度衡量对东方的看法，认为只有西方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以及文化艺术传统才显示出天然的优越，西方文化内涵是世界的中心和标准，除此之外的国家和民族都是劣等、愚昧、落后的，其文化也是一种远离世界文化中心的边缘文化。不仅东方的政治制度必须效法西方，经济上向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看齐，甚至文化也必须通过西方话语的重新解释，才能显示出其固有的辉煌。赛义德在他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写道：“东方主义的所有一切都与东方无甚相关；东方主义之所以具有意义完全是取决于西方而不是东方本身，这种观念直接受惠于西方的各种表现技巧，是它们使其清晰可见”。他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和帝国主义》一书中还进一步指出：“[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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