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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与礼学蕴涵的忧患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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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5: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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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记载迹人之职，谓其“掌邦田之地政，为之厉禁而守之”；迹人“禁麝卵与其毒矢射者”，禁止捕杀幼兽、拾取鸟卵、用有毒药的箭射杀禽兽。
在《礼记》等儒学经典中，可以感受到华夏祖先对现实社会和人类未来命运怀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使他们对自然生态可否承负起养育众生之重任倾注极大关怀。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任凭人类的贪欲膨胀而肆意掠夺和破坏自然资源，那就如同杀鸡取卵、涸泽而渔，人类将再无资源可用。只会步人生态之绝境，因此人类只能有节制、有计划地使用森林、渔猎等自然资源。
三、礼学对人类道德精神家园的忧患
礼学对人类道德精神家园的忧患源自周文化。周人在推翻殷商统治，变革“天命”的实践中感悟到人类自身的道德力量与崇高价值。周人重人事，“敬鬼事神而远之”，周文化已从殷商统治者“率民以事神”的宗教政治中解脱出来。所以周人的忧患意识不再是以揣测鬼神意志为根本，而是要通过努力完善人类自身道德境界来顺“天命”。秉承周文化精神的儒家，在充满忧患的时代，内心里郁积着厚重如山的“忧患感”，在儒家的忧患意识中，对人类自身道德状况的忧虑占重要地位。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卫灵公》)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自身道德修养、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
在礼学文本里，儒家对人类道德的忧患主要体现在对“曲礼”的阐释中。《礼记·礼器》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礼”，乃礼之大纲；“曲礼”，指礼之具体小节，又谓之“威仪”。礼之大纲如国家制度、法典等，不如小节之繁琐，而具体礼仪细节则不胜其多，故有“三百”、“三千”之别。儒家礼学在观照作为天下“纲维”的“经礼”之同时，还特别关注对“曲礼”的文化阐释，因为“曲礼”的细节条文能够约束人的行为，可以拯救世俗人心，培育道德精神。
《曲礼上》是《礼记》第一篇。开篇即云：“《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很毋求胜，分毋求多。疑事毋质，直而勿有。”《礼记》的开篇以叙述人应该恪守的礼仪条文和道德细节来打开中华礼文化宝库之大门，让人们在生活的种种琐碎事项中，竭尽心智遵循礼仪与道德原则，做到不傲慢，不纵欲，不自满，不过度追求享乐，要尊贤，要识人，要正确对待财富，遇危难不苟且逃避等。礼学家循循善诱、谆谆教诲的话语背后便是人类对不可预知的自然与坎坷难行的人生之路的深重忧患。这种忧虑感基于儒家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它是谨慎、畏惧、保守的，使人联想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小慎微；也是积极、现实而充满着反思与进取精神的，可以催促人为追求崇高道德精神而“自强不息”，甚或“朝闻而夕死”。
除《曲礼上》《曲礼下》外，《礼记》对“曲礼”叙述和阐发散见于各篇。人类应该遵循的礼仪细节在《礼记》中应有尽有。我们不能拘泥于“曲礼”之仪文，因为儒家更重视人在实践这些礼仪细节时，内心实际上已获得的道德滋养与人格磨炼。一个人如果尽数践行了“曲礼”，他就不仅成为守礼之人，而且可以“文质彬彬”，成为怀抱美善之德、外在行为规范的“君子”。儒家对自身道德修养如此看重，还基于他们的政治理想。儒家认为个人价值必须通过群体才可以实现，而通向仕途经济的起点则是个已道德境界的提升，因为只有“修身”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礼记》的文化视野非常广阔，其学术思想从多方面折射了儒家面对战乱无序的社会郁积在胸的时代忧患意识。《礼记》关注的时代性课题及其蕴涵的文化精神在当今人文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我们应该研究《礼记》学术思想蕴涵的时代忧患意识，从一个特定的视角观照原始儒学之精义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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