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1998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以来，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特性和各地文化渊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带来的日渐升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日益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重视。而传播媒介，更是在传播文化遗产这一过程中因其媒介特性而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昆曲 媒介力量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当前之所以要急迫地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社会的发展现状紧密关联的。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渔猎、游牧和农业文明的产物，在当前整个社会急剧地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时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尤其是口传的音乐文化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于是无奈地衰微，以至于消亡。
　　在大众传播当道的社会，如何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弘扬，传播我们的国粹，激发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昆曲的现代演绎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
　　
　　二、昆曲的媒介传播策略
　　
　　（一）600年的文化乡愁——昆曲的历史兴衰
　　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共有19个申报项目入选，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艺术，中国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19个国家之一。
　　昆曲之入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于它是我国古典表演艺术的经典。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昆曲的辉煌与落败都与其特性有关。昆曲的兴盛与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情趣、艺术趣味是一脉相承的。士大夫的文化修养，为昆曲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品位，他们的闲适生活和对空灵境界的追求，赋予了昆曲节奏舒缓、意境曼妙的品格，加之士大夫内心深处含有对社会对人生的哀怨、悲凉的感受，使得昆曲在音乐、唱腔上每每显示出惆怅、缠绵的情绪。而到了清乾隆时期，市民阶层崛起，舒缓、惆怅的风格显然与他们格格不入，即使士大夫们也开始务实起来，昆曲在不受市民青睐的同时，也失去了士大夫阶层这一阵地。于是，昆曲便逐渐走向衰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全国范围内已没有一个职业昆剧团。过于文雅的唱词、陈旧的故事情节，丧失了时尚性和大部分娱乐功能，离当代人的审美需求相距甚远，因而难以争得观众，演出越来越少，以至在演出市场上难觅其踪，形成了恶性循环。
　　有人主张，昆曲应作为博物馆艺术，只求保存，不用发展，此说遭到昆曲工作者和有识之士的反对，也有悖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保证这些杰出文化的生存，而不是遏制它们未来的发展。但是，昆曲确实面临着困境：人才的流失，使得胜任昆曲创作的人员寥寥无几；而要革新昆曲，又面临两难的境地——不对昆曲作较大的改变，就无法缩小昆曲与时代的距离；倘若作大的改变，昆曲就失去特性而不成其为昆曲了。 因此， 昆曲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代表，传统艺术需要开掘，需要更新思路和观念，需要突破以往的旧有模式，去创造全新的经营理念，这样才能使古老的艺术焕发生机。昆曲艺术就可以和音像、出版、展览、网络等许多领域架构起桥梁，使我们的国粹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了解、喜爱传统艺术。
　　（二）定位昆曲——昆曲的整体文化价值
　　昆曲是一种文化情结，就今天的文化环境而言，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自身。那种触摸不到的神韵，与现实生活很远，却长久地深入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昆曲不仅是一种综合的整体艺术形式，还是文字的优秀产物。由于有一批富有文采的文人创作，昆曲也创造和经历了独领风骚的繁盛时期。其词曲华丽优美，篇幅较长，文字剧本也可单独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段落。在近代，文化阶层的人士将学习昆曲作为成人增加修养，学生接受全面良好教育的组成部分。21世纪，昆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成为文化的珍藏品在现代，昆曲除了是一种文化珍藏品，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化符号。从艺术价值上看，是雅文化，但从市场角度来看，昆曲的传播应是面对所有国民的大众传播，大众传媒就理应肩负起这一重任。
　　（三）创意新组合——昆曲传播中的媒介力量
　　白先勇以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走进大学，红遍中国，进而挺进世界。他说：“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中国最美的东西。”白先勇有感于联合国科教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排行第一的昆曲的武器窳败，“衰惫不堪，欲振无力”，焦急忧心，将9岁起就存在心中的文化胎记昆曲，历经20多年的酝酿思考，使之在新的“涅槃”中嬗变、再生，得到恣肆汪洋般的发展。自2005年起，“白旋风”、“牡丹热”，在海峡两岸四地飙升窜红。京沪杭、香港、台北几十所高等学府常演不衰，场场爆满。数以10万计的新生代大学生观众群横空出世。铺天盖地的专访、对话、研讨。驱车百里，扶老携幼，街谈巷议，经久不息的谢幕掌声，蔚为大观，宛若中国文化的一次盛大庆典。美国主流传媒报道：“盛世出大戏。“2006年9月，青春版《牡丹亭》在南北四所加州大学校园共演出12场，场场爆满。许多美国戏剧行家表示：“这是1930年梅兰芳来美演出后，中国传统戏曲在美国最大规模及最轰动的演出。”青春版《牡丹亭》像一个涌动无限生机和活力的张力场，激发出新的文化裂变，碰溅出前所未有的现代文化火花，增添了新的文化情趣，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姑名之曰：“白先勇文化范式”。除了运用现代剧场的种种观念，从舞台、服装、灯光设计到美术、书法、舞蹈艺术的综合策划等一系列创意手法，白先勇敢于或者说是恰到好处的运用了大众传播，让这部昆曲剧种焕发出独有的青春风采。
　　除了白先勇将昆曲艺术搬上现代舞台，大众以穿越时空的方式与之面对面交流之外，有条件的电视台，广播台以纪录片或是播放经典的昆曲选段也向大众展现了昆曲的历史兴衰与文化魅力。 于丹的《昆曲审美之旅》从昆曲的“梦幻之美”、“深情之美”、“悲壮之美”、“苍凉之美”、“诙谐之美”“灵异之美”、“风雅之美”这七个方面带领读者穿越数百年，了解昆曲，感受那些曾经是我们的先人所创造的包含了优雅、从容、高贵，甚至是获得充满时尚气息的精神享受。这本书从剧情和人物入手，通过生动并极具文学性的表述，将古老的昆曲与现代生活嫁接，让人感觉昆曲这种具有600年历史的传统艺术形式，离现代人非但没有距离感，而同样需要。
　　
　　三、当精英文化遭遇大众文化
　　
　　（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碰撞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定是有流行文化的，每个朝代、每个地区都有流行文化。但一个民族很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个精英文化，一定是一个小众的，不可能是大众的，像流行歌、摇滚乐一样几万人来看。昆曲不是这样的。昆曲最多是一、两千人的剧院，让一些比较有文化水准的人来观赏的。象这样定位于小众且深具传统文化内质的昆曲艺术就是精英文化，而大众文化则是借助在表面上抹平了一切地域和民族差异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力量，主要以直观的电子画面和声音为载体，定位于大众消费市场的文化形态。

这是并不是强调精英文化就是一种雅文化，大众文化就是俗文化。这两种文化不存在彼与此，相反精英文化要以俗文化的依托而生存。在大量信息疯狂充斥世界各个角落的媒介时代，精英文化应该理智走向大众传媒。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其传播过程中，精英文化在传播大众化的同时不能将自己俗化，不管是在物质生活多么充溢的时代，精英文化应该扮演文化救世主的角色，拯救自己的同时也普济众生。这样。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碰撞才显得有意义。
　　（二）大众传播媒介——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在现代社会，伴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传统的农耕、游牧、渔猎的小农经济秩序被打破，非物质文化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发生了变迁，面对着日益扩大的社会需求和新的文化语境，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方式不得不随之改变，由人际传播逐渐变为大众传播。总的来说，大众传播媒介在非物质文化传承中有几下几个积极的作用：1．大众传播媒介，凭借着先进的传媒手段和传播技术，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于扩大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范围、延长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时间、丰富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内涵，所起的作用是人际传播所望尘莫及的。2． 一种文化要获得发展，必须是将文化的传承和积累相结合。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容上得到了传承，在工艺上有创新，在观念上受到了重视，在文化的积累上，也获得了扬弃和吸收。3． 大众传媒通过宣传、报道、评论、舆论监督的方式，引发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重视。
　　大众传播媒介无疑是把双刃剑，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起到了不容小觑的积极作用，它也有市场垄断，政治束缚，精神文化物质化，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民间艺人的权利等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借助传媒走向大众已是大势所趋，这种形式也越来越被大众认可，下一步我们要关注的是如何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尽可能保留精英文化的内涵，走世俗化的路线而非被俗化!
　　
　　注释
　　[1 ]刘红樱，《世界遗产精神》 ，宁夏出版社2006年1月 第一版
　　[2]田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议》，载《文化研究》2006年第3期
　　[3]白先勇，《白先勇说昆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6
　　[4]张国良， 《传播学原理》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
　　[5]黄会林，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6]刘慰瑶，《大众传媒；精英文化在困境中不可回避的选择》载《现代传播》 2002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