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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剧的成熟以及与散曲的关系

时间:2009-8-8 16:42:00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元杂剧的成熟必须具备外部条件,因为这是杂剧产生的土地。但一种文学艺术的发展,却有其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南宋起,雅文学渐有俗化现象,而俗文学如戏曲小说渐渐壮大,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至金代,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曲,迅速发展成熟,确立了庞大的北曲音乐体系,这一音乐体系被戏曲家接受,成为元杂剧的音乐载体,而其文体形式———散曲,由于功能的多样化,也很容易演变成剧套,成为戏曲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剧曲。作家常把个人的思想感情介入其中,甚至超越人物的身份与性格,有很强的参与意识,而形成“角色置换”现象,即作家借人物之口抒己之情。这与作家的文体意识有关。由于剧套与散套的文体特征基本一致,作家在谱曲时,与散曲的抒情功能纠缠,因此产生这种“置换”现象。

【关键词】 北曲音乐体系 散套 剧套 两条线索 角色置换

      为什么戏曲在元代成为当时文坛的一支生力军,而开创了我国戏曲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其实,就今天所流传下来的南曲戏文《张协状元》来看,其情节、角色、戏曲形式等要素已相当完备,可以说宋戏文比元杂剧成熟得更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为什么非要等到元代,戏曲的发展才能形成大气候,出现一大批优秀作家,流传下一笔厚重的戏曲文学遗产?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同时也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
     学者们在论述元杂剧的繁盛时,常强调社会因素,尤其突出元代发达的城市经济对杂剧繁盛的影响。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若以城市经济而论,则南宋的城市,无论在规模、人口、经济发展水平,都要超过北方的城市。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大都路户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人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至元七年抄籍数),南宋时杭州九县人口为一百二十四万 (《咸淳志》记载) ;而到了元代,杭州路户为三十六万八百五十,人口一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至元二十七年抄籍数)。还可将元代南北城市作一比较:晋宁路即平阳路,是杂剧艺术很发达的地区,其户为十二万六百三十,人口二十七万一百二十一;与之相应的南方城市扬州路,户为二十四万九千三百六十六,人口一百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九十。可见南方城市经济确实要比北方更为发达。但是,元代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却具有与宋代不同的特点,随着蒙古帝国疆土的不断扩大,贸易和交流外向化,十分活跃。这就成为戏剧发展特别肥沃的土壤。金元之交社会动荡十分惨烈,百业凋零,民不聊生,而戏曲的发展,与诗词不同,诗人可以“横槊赋诗”,战乱中往往会产生一批天才诗人。戏曲的发展却需要一种“太平景象”作为孕育的土壤。元统治者在立国之后,实行了一系列安抚政策使经济渐渐复苏。这种相对安定的局面,使广袤的土地上,农村、集镇的人们在节庆、祭赛时请戏班子演出。虽然城市经济的恢复与繁盛,北方仍不如南方,但元代商业经济的外向性发展已成规模,外国商人深入到各大城市,交流意识与商业意识不但成熟,而且逐步深入人心,推动了演出的商业化,深入到社会的基层,其结果正如夏伯和《青楼集志》所言:“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形成全国性的商业演出网。再则,南宋朝廷因为废教坊,为欢庆节日或有外国来朝,需要应酬,常调集民间艺人进宫供奉,事前需由宫内派员指导;而艺人们也常以“御前供奉”为荣,不自觉地打上“官”印,被官方一定的需要、一定的程式所影响。这对商业演出是有一定约束力的。所以比起宋代来,元代的戏剧商业化发展更为自由。
    说到元杂剧兴盛的原因,总要涉及到元初废科举一事。王国维说:“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他的结论其实源于元明人,但对后世学人的影响却很深。不过也早已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如孙楷第先生就认为此说只可用于延之前。之后,又有些学者更认为元代有不少对儒士的优惠政策,而且统治者尊重儒学:孔子的封号上加“大成”二字,科考试“明经”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等等,似乎这个原因不能成立。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元代废科举对元曲创作是否有影响;二是元代士人的处境,包括仕途出路究竟如何。
    对于这两个问题,应该历史地、变化地看待它。元初,在耶律楚材的极力主张下,曾举行过一次考试,虽然当时轰轰烈烈,过后却没有什么结果,中式者没有被当朝合理使用。之后一直不行科考。当时士失所业,有愤懑之气,寄于词曲,是很自然的。有的人因此“隐于市”,托身书会,或根本出于“稻粱谋”而成为书会才人,以此为生计之所出,应该是有的。所以科举长期不行,确实是戏曲作家队伍壮大的原因之一。延重开科举,但科分蒙古、色目与汉人、南人两类,各有不同要求(这当然体现了当政者的苦心),而且后来还有停科举的情况,应该说元代科举制是很不完善的。所以叶子奇《草木子•杂俎篇》说:“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他的话有过激之处,但是元代“仕进有多途,铨衡无定制”确是事实。姚燧《牧庵集•送李茂卿序》云:“凡今入仕唯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其中又以由吏出职者为多,吏员入流须经漫长的道路,待到意志消磨殆尽,仍然“屈在簿书,老于布素”者,不在少数,像张可久那样,悬车之年尚为吏职,供人驱使,其伤情何如!后来元统治者还明令可以纳粟买官,又与钱挂上了钩,更多出“一途”,官场是很昏暗的。
    元当政者对待儒士的政策,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不能笼统地说“压迫”或“优待”。但是,元代的儒士问题始终是个比较突出、比较特殊的社会问题。这里有民族歧视问题,也有对儒家学说作用的认识问题,还有蒙古与汉人的文化差异问题。元初立国,对于如何统治中原大地,蒙古贵族内部有分歧看法,有人甚至要将中原文化来个大倒退,建议杀汉人,减少人口,把耕地变成蒙古人的牧场。多亏受元太宗窝阔台重用的耶律楚材理政有方,使税收大增,国库充实,北方牧场化的建议才销声匿迹。即便如此,对于如何统治这块被征服的土地仍有争议,直到元世祖时,西北藩王还曾遣使入朝,责问道:“本朝旧制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悉用汉法,其故何如?”(《元史•高智耀传》)留汉地、建城市都要受责问,岂不是“牧场化”的建议再提?世祖为此特派高智耀去“析其问”。这就看出两种文化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就遑提重视儒士了。元世祖是个开明的君主,明白还得以汉法治理中国,在高智耀、耶律楚材、王鹗、许衡等人的建议推动下,世祖中统二年“始命置诸路学校官”。但学校的兴办也非始终顺利,如至元十年,因“权臣屡毁汉法,诸生廪食或不继”,气得国子祭酒许衡要辞职。总之,学校、科举等制度,有元一代一直不很健全。儒士的地位比起历朝历代来都要低微些,虽或不至于“九等”,却也不会有“惟有读书高”的状况。
    金元之交,兵火遍燃,无辜百姓被征服者掳掠,变为驱、奴,儒士们自不例外。虽然在一些大臣的劝谏下,朝廷颁布命令,免除儒士奴籍,但是豪族们并不买帐,我行我素。如高智耀就曾在皇子阔端那里解救一批儒士,脱去奴籍。又如《元史•廉希宪传》记:“国制,为士者无隶奴籍,京兆多豪强,废令不行。希宪至,悉令著籍为儒。”当时,儒士沦落为奴比较普遍,靠若干大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无疑杯水车薪,即便侥幸得脱,处境也好不了多少。以“斯文扫地”来形容当时情境,是不为过矣。不过,随着统治者渐渐明白统治中国要用儒术,而不能以“马上治之”,情况渐有变化。太宗窝阔台、世祖忽必烈是开明的君主,订下些规章制度,也任用不少深通汉法的辽、西夏等族名士,和汉族儒士辅政,并给予儒士优惠政策。自世祖统一中国后,轻刑薄赋,兵戈罕用,民族矛盾得到缓和,六七十年间,可称盛世,这些年也是元王朝对士人宽缓怀柔的时期。世祖灭宋统一天下后,还发布了《免秀才差役谕旨》,这道圣旨被有些地方以“国书”即蒙古文和汉文两种文字镌刻在碑上,兹将碑文录于下 (见于阮元《两浙金石录》) :
       长生天气力里
       大福荫护助里
    皇帝圣旨 据尚书省奏,江淮等处秀才乞免杂泛差役事,准奏。今后在籍秀才,做买卖纳商税,种田地纳地税,其余一切杂泛差役并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存恤,仍禁约使臣人等,毋得于庙学下非理骚扰。准此。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 日
这道具有元朝色彩的圣旨,说明那时对儒士还是很照顾的。由于南宋没有作像样的抵抗就投降了,而元朝在征服过程中,又对南方经济作了保护,所以,相对说来,南方经济破坏程度远低于北方,南方士阶层尚能保住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尊严,又还能享受一些优惠待遇。延祐元年重开科举,进一步缓和了统治者与士阶层的矛盾。
    总起来说,元代士人的地位与待遇是有变化的,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士人的遭遇,元初比较严酷,中期得到改善,元末,因为局势动乱又有恶化,然而那时元朝统治已面临崩溃,这个问题已无关大局了。第二,南方士人的境遇,在政治上比北方士人差,而在经济上、文化上却优于北方士人。第三,元代士阶层的政治地位与当时的民族压迫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两种文化的冲突有关。
    因为士阶层地位的下降,使一些儒士倒了架子,或为爱好,或为生计,投身戏曲创作。另一方面,戏曲的发展,书会才人队伍的壮大,对中下层士人已产生吸引力,有些“隐于市”的有才能的失意士人,便将“曲”的创作当作一种事业来对待,对提高元曲的品位有很大好处。
    元代统治阶级对戏曲与通俗文艺的爱好,于戏曲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元统治者的确曾一再发布禁令,对戏曲等通俗文艺加以种种限制,目的是为巩固其统治:一是禁止“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乱制词曲以为讥议”;二是怕聚众唱词“引惹斗讼”,“滋生盗贼”;三是禁止农民学散乐,恐误农时;四是禁止扮演神祇,恐亵渎神灵。这些禁令对作为商业演出的戏班和职业艺人并无影响。其实,蒙古贵族十分爱好戏曲等通俗文艺。杨维桢、朱有   的“宫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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