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之于中国戏曲发展，是这一传统文化能够发展的必须，戏曲的市场化道路不是片面地将演员和剧团抛向市场，任其生灭，而是在充分尊重中国戏曲的本质特征与历史实践的基础上，明确戏曲发生、发展的基础和生态，使其进入艺术的良性发展，合理保护，增加活力，优胜劣汰，长足发展。在当代，回归民间实际成为戏曲市场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今天，在传统文化越来越焕发活力的今天，戏曲更应该在国家保护传统遗产、发展文艺事业的有利环境中，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艺术特征，充分探索戏曲生存、发展的文化空间。特别是在充分尊重中国戏曲古典性与现代性、层次性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戏曲良性发展的市场机制，努力营造多层次的民间生态，在戏曲保护和创新中走出更为多样化的道路。
   
    中国戏曲发展的辉煌，与其悠久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传统走入现代的中国戏曲，在当代必然面临着文化与审美的转型与变异，这是一条历史经验，也是一条必由之路。市场化的规则决定了中国戏曲在当代的发展，更多地需要摆脱传统的诸多束缚，成为这个古老民族在这个时代中的当代艺术；而中国戏曲积蓄的传统文化精粹，则更多地需要对其多元而悠久的传承机制加以保护，以呈现文化命脉的延续，以保证新文化的涵育。因此，中国戏曲发展的市场化道路便显得更加的复杂，这应该也是传统与现代相互结合必然会产生的结果。但是毫无疑问，市场化之于中国戏曲发展，是这一传统文化能够发展的必须，戏曲的市场化道路不是片面地将演员和剧团抛向市场，任其生灭，而是在充分尊重中国戏曲的本质特征与历史实践的基础上，明确戏曲发生、发展的基础和生态，使其进入艺术的良性发展，合理保护，增加活力，优胜劣汰，长足发展。
   
中国戏曲的古典性与现代性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革新，戏曲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越来越显示出多样而各异的发展趋势。在明代王世贞《曲藻》所称的戏曲衍生规律：“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婉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在多元变化的时代中，已然成为戏曲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则。传统观念中将位列“小道”的戏曲纳入诗骚正统，既显示了戏曲与正统文学艺术割舍不断的联系，也表明戏曲日渐成为涵括传统文化样式的艺术综合体。特别是随着近代以来国门的开放，从宗庙祭祀与高台教化中走出来的中国传统戏曲，继承并发展了清中叶花部戏曲的传统，强烈地张扬着大众娱乐精神，成为民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种，附著着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基因，迥异于世界其他民族戏剧形态。
   
    毫无疑问，在当代世界文化中，中国戏曲已经成为识别民族个性的最显著的标志，也成为认识中华民族悠久传统的最显著的表征。中国戏曲的这种古典性，概括而言，包括了：一、多元性，宋元以降作为流行艺术的中国戏曲深深依附于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浓缩了多元而丰富的种族审美、地域差异、时代风尚、艺术品类等等，“中国戏曲”一词，实际成为中华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历史变迁与时尚审美中，不断生发并发展、保存下来的一切戏剧形态；二、历史性，从悠久的史官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中国戏曲，依附着中华民族不断成长的历史经验，无论从其艺术形态，还是表现内容，都强烈地呈现出历史之于艺术的种种要求和规范；三、经典性，作为中国戏曲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长久地保留在民众生活中，并成为其娱乐身心乃至表达心灵信仰不可或缺的内容，得益于在表演、音乐、文学、舞美等方面定型的经典作品和其表现形态，任何一种戏剧样式都拥有在时代层累中不断积累起来的经典创造；四、遗产性，时代生活的变化，特别是近代社会的急剧变迁，带来了中国戏曲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中国戏曲作为传统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不同程度地积累了中华民族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域乃至各种人群中的艺术创造，戏曲遗产性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也越来越显得突出。
   
    正是基于以上诸点，中国戏曲作为中华民族的古典戏剧艺术，展现了古老民族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和民族审美情趣，构成了中华民族诸多艺术的结合母体。可以说，中国戏曲古典性的形成，正是基于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之相对的艺术单一性、审美实时性、文化时尚性、趣味趋同性，彼此之间的优胜劣汰和相互吸收、提高，最终成就了这一民族艺术的最高典范。这种种对立的二元观念，实际成为戏曲古典性一体两面的特征，并在不同时代、地域、族群的戏剧发展中，显示出各不相同的作用和影响。
   
    在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体系中，与古希腊罗马戏剧、古印度梵剧不同，中国戏曲一俟形成，就具有一种稳定的结构和超强的代谢、革新机制，使得中国戏曲穿越历史时空，千百年不衰，步入当代，成为一种当代艺术，实现着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而古希腊罗马戏剧、古印度梵剧的辉煌早已成为历史记忆，残留的不过是斑驳、风蚀的剧场大石头和点点滴滴的遗响。邻国日本的传统戏剧歌舞伎、能乐、狂言也主要作为一种“博物馆艺术”而存在。中国戏曲不然，它依然是一种活的、流行的、大众的舞台艺术——尽管今天的时空环境已非昨日的生态环境。但是，从古典向当代迈进，迥异于古典时期不同阶段与朝代的代谢、嬗变，实现古典向当代的转型和过渡，不仅是戏曲的追求，也是传统文化当代发展的目标，而社会形态、历史传统、文化属性和审美取向的不同，使得实现这一转型和过渡具有其艰难性和复杂性。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人们的观念、思想发生着时刻的变化，文化多元，外来艺术及其欣赏观念的冲击，中国戏曲古典性同样呈现出多样复杂的内涵，其在当代发展的层次性亦显得较为突出。
   
    所谓的层次性，就是指中国戏曲在时代当下，面对着流行艺术的趋同，在发展创新和个性追求中所呈现的复杂特征：层次性需要中国戏曲在摆脱了传统束缚之后，能够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品，精品性不但要求戏曲作为时代艺术拥有展示其存在和发展的艺术结晶，而且要求戏曲能够保持创新的机能，在文学性、艺术性上去粗求精，成为时代诸戏剧样式中的重要代表，在当代即在于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作为目标。
   
    层次性需要中国戏曲拥有进入观众生活的活力和力量，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借用流行文化发展的部分模式，将戏曲从业人员及剧团的艺术创造，与时代风尚、观众审美结合起来，避免艺术生产中盲目、无序、人为的诸多弊端。
   
    层次性在强调戏曲拥有时尚性、市场性的同时，也对戏曲在当代的生存空间提出要求，文化性作为层次性的题中之意，要求戏曲逐渐营造出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生态，与新时代的民风、民情紧密联系起来，成为当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品类，以避免流行时尚带来的实时消费和消极影响。
   
    层次性在努力保持中国戏曲遗产性的同时，积极地寻求建立戏曲保护和传承的机制，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好时机中，将中国戏曲文化遗产中属于“博物馆艺术”的部分，充分保护，并将其潜在的历史、文物、旅游等价值发挥出来，这种内涵的文物性，既有效地保证了那些没有市场生存能力的戏曲遗产，能够成为后人的艺术参照，也稳妥地找到了戏曲艺术在民族文化建设中具有的独特定位。
   
    中国戏曲的古典性与现代性、层次性，正是中国戏曲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中呈现出来的经验，不尊重戏曲的古典性，就意味着对中华民族优秀的艺术遗产的漠视；不尊重戏曲的层次性，就意味着对中华民族成熟的艺术传承系统缺乏自信，只有充分理解中国戏曲的古典性和层次性，才能够建立健全中国戏曲发展、创新的机制，让古老的戏曲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显然，在上个世纪将近百年的戏曲现代化的经验，颇能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戏曲现代化的经验与启示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先后成立了“戏曲改进局”和“戏曲改进委员会”，以组织和指导戏曲的创作和实践，之后，“戏曲”作为国家文艺样式的重要品种，成为文化管理部门发展文艺事业的重要内容，戏曲创作与实践的成就和经验，也成为国家文艺政策得以确定的重要依据，戏曲的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文艺环境中得以大规模地开展。
   
    透过戏曲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降戏曲密切贴近时代命脉的改革创造，就可以明白，中国戏曲一直不间断与时代风尚共时性的联系，南戏、元杂剧、传奇、弋阳诸腔、昆腔、花部……戏曲形态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本身就是戏曲与“现代”密切交融的最佳说明。二十世纪初，以陈独秀《论戏曲》为代表，用鲜明的戏剧改良思想试图将戏曲定位到中国社会变革的背景中，由此拉开了近一个世纪戏曲现代化的序幕，在民国期间，其时的民国政府针对旧剧剧目、演出等所开展的一系列鉴别、删汰工作，实际成为戏曲现代化举措的先声；在解放区，针对其时革命形势，努力贯彻延安文艺讲话精神而对旧剧、秧歌等戏曲品种进行的文艺创新，无不是戏曲现代化的具体实践。1951年，由周恩来总理签发的《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将戏曲与时代精神的新任务、新要求联系起来。显然，所谓的“现代化”，不仅仅附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也紧密依附着近代以降的社会变迁对“现代”赋予的时代解释。戏曲现代化作为一项具有主观色彩比较强烈的艺术实践，暗合着中国戏曲发展规律，一直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推行、贯彻，并不断随着时代变化而被赋予新的内涵，当代中国戏曲也在这样的艺术实践中取得了重要的艺术经验。
   
    戏曲现代化的重要成绩在于：行业观念的本质性变化，即戏曲从传统的“技艺”、“玩意儿”进入了现代“艺术”的评鉴观照。中国戏曲在传统正统观念中，一直被目为“小道”、“末技”，虽然明清以来的众多文人对其教化功能、娱乐功能、社会功能给予提升，但是在整个文化格局中，“小”、“末”的定位始终是戏曲摆脱不掉的执业特征。特别是戏曲优伶，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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