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当着父亲窦天章的面承认了的；至于说窦娥谈不上弱小，只要分析一下著名的“三桩誓愿”就显而易见了。刽子手正要开刀行刑之际，突然发现“这一会儿天色阴了”，继而又感觉到了“好冷风”，总之，“六月飞雪”的预兆再明白不过地展示了出来。为什么会有这预兆？缺乏思考的回答是：那是因为窦娥的冤情果真感动了老天爷。这样的回答之所以被认为是缺乏思考的，是因为我们可以反问：老天爷既然知道了窦娥的冤情，但现在正是事关窦娥性命的紧要时刻，老天爷为什么不当机立断地下起一场大雪，而只是按部就班地、不慌不忙地行事呢？难道是老天爷无力这么做吗？今则说，只说起六月飞雪的前兆，刚好表明了窦娥竟然强大得可以操纵老天爷，让老天爷服从窦娥的意图：如果老天爷真地按照自己“赏善惩恶”的定律而即刻下起一场六月雪，那么，监斩官必定会由此而暂停行刑之事，直至为窦娥平反，但这么一来，窦娥“毁灭社会”这一先天目的也就无从实现了。让老天爷仅只展示出六月飞雪的预兆，是窦娥作为主人公的智慧所带来的神来之笔：代表官府的监斩官既然亲眼目睹了这些预兆，为什么就不能暂缓行刑呢？监斩官难道就不怕窦娥“大旱三年，寸草不生”这一关系到整个楚州地区命运的誓愿由此成为现实吗？监斩官终归是无动于衷。这就暗示了官府的可杀。
第二桩誓愿“血飞白练”的实现，彻底昭示了窦娥的冤情。但即使如此，从官府到民间，在往后的日子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采取什么措施，以便抚慰窦娥的冤魂。这当然是再一次“论证”了这个社会的冷酷无情和该死。
监斩官为什么关键时刻无动于衷？为什么整个社会在窦娥冤杀之后麻木不仁？像这样的问题都只能结合贯穿全剧的“主人公的目的”来回答：因为不这样的话，窦娥就不能把“三年不雨、草木不生”的灾难降给楚州地区。
对于“三桩誓愿”内在奥秘所作的这些揭示，有助于我们达到这样的认识：那些惊人的情节不是人工能够想象出来的，诗人本着任何“深沉而强烈”的目的也不足以想象出这种惊天动地的文字。人们凭天性而觉得诗人的想象能够上天入地，而单单不敢想象主人公的神通。天才作品中的主人公与诗人远远谈不上是同一的。质言之，天才作品中不存在所谓诗人的目的（主题）。
认为诗是诗人抒写自己感情的结果，这是我们最根深蒂固的先天见解。蜜蜂生而筑巢，蜘蛛生而织网，为什么会如此？我们总是回答：是因为它们的本能。但是，所谓“蜜蜂的本能”是什么意思呢？蜂巢的成就应当归功于谁呢？蜜蜂没有什么本能，没有任何事物拥有什么本能。“蜜蜂的本能”其实是“本”通过蜜蜂、为了蜜蜂能够生存下去而表现出来的“能”。没有人糊涂得因为蜂巢而去歌唱蜜蜂，但我们却难以想象“本能”中的这个“本”是什么意思。蜂巢只是某种“本”之“能”的产物，而不是蜜蜂的产物；文学杰作也只是某种“本”之“能”的产物，而不是诗人的产物。文学杰作中的主人公就是具有“能”的那个“本”。科学的主人公概念是诗学成为科学的标志。
“郴江幸自（意为应当）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是秦少游的词《踏莎行》中的末二句。刘乃昌先生《宋词三百首新编》中对于这两句词的理解是：“郴江本应是绕郴山而流，为何流向遥远的潇湘呢？”[6]（P118）叶嘉莹教授对于这两句词的理解是：“秦少游问的是无理，他说郴江从郴山发源，就应该永远留在郴山，它为什么居然要流到潇湘的水中去呢？这是无理的提问”。[7]（P249）
古汉语中的“谁”有两个主要的含义：什么人、什么（即何）。让人感觉奇怪的是：二家不约而同地把词中的“谁”解成了“何”或者与“何”含义相同的“什么”。
另外，叶嘉莹教授的语译明显地把“下”字给漏掉了。至于刘乃昌先生，则是在“下”的位置上竟然插进了“遥远的”一词。总之，二家对于这个“下”字也是不约而同地有所疏忽，这也是值得深思的。
叶嘉莹教授在把“为谁流下潇湘去”理解为“为什么居然要流到潇湘的水中去呢”之后，说出了一种惊人的见解：“那是对于天地的一个终始的究诘，那是有深悲沉恨的人才会发出这样对天地终始的究诘”。[9]（P249）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正是这种惊人的见解在叶教授的眼前一闪之后，叶教授自己被这一见解给迷住了，以至于对于“下”字视而不见了。
叶教授把问题复杂化了。如果我们替叶教授在语译中补上“下”字，叶教授的语译就成了：“它为什么居然要流到下方的潇湘的水中去呢”。只是这么一来，叶教授就没有理由提出那条惊人的见解了，因为这样的语译所包含的问题不是什么“对于天地的一个终始的究诘”，而是简单的，甚至简单得可笑：郴江不流到下方的潇湘，难道能逆流到郴山的顶峰不成？
替叶教授补上“下”字，固然能使其理解显示出错误，但叶教授更大的错误在于用“什么”来解说词中的“谁”字。一旦补上“下”字，我们就看清了“谁”不能被理解为“什么”。所以，“为谁”只能是“因为什么人”，细言之则是“因为自己还是因为其他的‘人’”。
认为作品中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诗人自己提出来的，这是使诗学难以成为科学的一种障碍。在我看来，这两句词是一个天才悲剧。“郴江”是其中的一个主人公，其目的是要“绕郴山”，而“郴江绕郴山”是被暗示为理由充足的：郴江发源于郴山，郴山之于郴江，犹如母亲之于儿子，所以，“郴江绕郴山”就有如儿子依恋母亲，岂不是天经地义吗？此悲剧中的第二个主人公则没有化身为事物形象，但正是这第二个主人公向这第一个主人公提出了“为谁流下潇湘去”的问题：郴江啊，你到底是因为自己还是因为其他人竟然离开了你所依恋的郴山，而流到了潇湘之中？难道能是因为任何其他人吗？郴山怎么就永远不会因为任何人而下滑咫尺呢？告诉你吧，你“流下潇湘去”，与其说是因为有地势低下的“潇湘”存在，不如说是因为你自己——因为你是水，岂不闻“水往低处流”的道理吗？总之，“郴江流下潇湘去”乃是第二主人公对于第一主人公“郴江”实施的惩罚——利用所谓自然规律而实施的惩罚。进而言之，“潇湘”是用不着任何注释的，我们无需知道它们是湖南境内的河流，从理论上倒是可以这么说：它们乃是第二主人公为了惩罚第一主人公“郴江”而创造出来的、地势上处在“郴江”之下者。
叶教授忽略了“下”字、把 “谁”解为“什么”，然后又说“秦少游问的是无理”，说“为谁流下潇湘去”是“无理的提问”。当然，在叶嘉莹教授那里，“问的是无理”和“无理的提问”等等话头，是被用来对于作品进行肯定的，具体言之，叶教授认为：“有的时候，在诗词之中，是‘无理之语’，却是‘至情之辞’”。[7]（P249）总之，叶教授不仅认为诗是诗人抒写自己感情的结果，而且认为那些优秀的诗句乃是诗人抒写“至情”的结果。
认为情与理在好的文学作品中不能共存，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种先天见解，所以，严羽的话“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容易引起我们莫名其妙的共鸣。这种先天见解与其它的先天见解一起，使得叶嘉莹教授的注意力不能集中于“谁”和“下”这两个常见的、具体含义并不难以被确定的单字上，而是在承认这两句词的卓越性的同时断言其中包含了“至情”、以及与此“至情”相伴随的“非理性”：“这二句词说起来就是很没有理性的话”。[9]（P249）但实际上，文学杰作中不存在“没有理性的话”，相反，文学杰作之所以是杰作，只在于它是超理性的——杰作的实质便是超出于人类（包括诗人）理性之上的完满智慧。
根据诗人的个人历史来理解作品，亦即所谓“知人论世”，也是我们面对文学作品时的一种先天性倾向。急于引进历史的心情，会使得批评家无暇仔细读完作品、无暇在字面含义层次上把作品读通。叶教授根据这两句词就断言词作者是一个“有深悲沉恨的人”，这其实是有关诗人个人生命史的知识扰乱了研究者理智的结果。天才作品中只有为了目的的实现而付出的代价，以及理由充分的惩罚，并不存在什么“深悲沉恨”。
参考文献：
[1]安东尼·肯尼.牛津西方哲学史[M].韩东晖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M].梁实秋译. 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5
[3]施耐庵.水浒传[M].长沙：岳麓书社,
[4]周汝昌.红楼小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5]郭英德、过常宝.中国古代文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6]刘乃昌.宋词三百首新编[M].长沙：岳麓书社，1994
[7]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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