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正是这种“保存－存留”“有－无”的形式，是“有－无”的“神庙”，“神圣性”“住”在“诗”里——海德格尔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

海德格尔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表面上看起来有点荒谬，但他的意思并非说“存在”“住在”“如风”的“话”里（话出如风），好像“存在”是那样的虚无飘渺，那样的随心所欲；理解海德格尔这句话的关键还在于他对于“存在”和“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解释，而这种表面看来很独特的见解，却是最为基本而为常识所经常忽略的。

海德格尔区分“存在”与“诸存在者”，“存在”不是经验的实物，“存在”是事物的“本质”，而这个“本质”又非仅仅是“主观思想”的“概念”，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是事物的全过程，“从无到有”，也是“从有到无”。所以人们常说，海德格尔的“存在”是“时间性－历史性”的。“存在”并非“瞬时性”，而是“历时性”。

“存在”不是“（抽象）概念”，不“住在”“（主观）思想”里。

然而在原始（本原）的意义上，“（存）在”与“思”同一，因为“思”在本原意义上亦非“抽象”的。“思”与“在”在“时间性－历史性”上“同一”。“时间－历史”已经蕴涵了“意识”的“度”。

于是“思”与“在”都“住在”“语言”里。

这里，“语言”并非理解为“交往（流）工具”。

一般“工具”，以“功用”为归依；作为“工具性”“语言”，亦以“意义”为归依，人们“交流”的是“意义”，“交往”的也是“意义”。于是有各种的“语言－汉语、英语、德语、法语等等”，但“意义”为“一”，所以不同语言，原则上可以“翻译”，而一旦“意义”得以“交流”，则语言形式已经完成任务，所谓“得意忘言”是也。凡交往性工具语言，无不具有“得意忘言”的特点。作为交往工具语言的“意义”可以“脱离”具体语言形式，在这个意义下，它们是“抽象”的。

然而，“诗”的语言就与一般交往工具性语言不同，它是不能“得意忘言”的。人们欣赏诗作，并非只是理解诗中说言的语词意思，而是连同“诗的语言”一起领会的。所以人们常常感到“诗的语言”是很难－甚至是不能“翻译”的。在“诗”里，“语言”与“意义”同在－同一。脱离开“诗的语言”的那种“意义”，乃是“无家可归”的一堆抽象概念，它们可能也合逻辑的形式，但却是干巴巴的、孤零零的，在“现实”生活中无所依托，漂泊流浪，似乎可以“到处为家”，实际只是孤苦无依，没有生活的养分——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床，总之没有“自己”的“家”。

“家”总是具体的，“四海”同样是“家”；“古今”亦复为“家”。“家”“在”“时空”中，“在”“历史”中。

“诗”的“语言”，不随“交往”完成而被“消耗”掉。一切“工具”固然比使用工具的人更加稳定，更加经久，但终究会被“消耗”；但“诗的语言”不被“消耗”，如同哲学的“思”一样，不会像经验科学那样，在形成（完成）了“定理－公式”之后，“思”就消失在它们之中。“哲学”不“消耗”“思”，而使“哲思”绵延；“诗”不“消耗”“语言”，而使“语言”成为“存在”的“家园”。

于是“思－诗－史”成为一体。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与“思”已为一体；“无邪”，必得其“正”，“正”必得其“仁”——“仁”者于人伦（群）关系中得其“正”位（天命之性），于是“正”必得其“传”，必得其“寿”，“仁者寿”。“思无邪”乃是“思”之“正”位，亦是“诗”之“性命”；“天命”之“性”，得“性命”即得“生命”，乃是“活”东西，而“活东西”当得其“传”，得其“寿”，“传诸久远”，绵延不绝。“思无邪”，则“诗”必为“史”，“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历史”，“有”“流传”，“有”“时间”，即“在”“时间”中，或“时间”中之“在”。

“思无邪”“邪”、“正”皆不仅可作道德解，亦可作本体观。

“思无邪”“思者”“无邪”，“思者”“无辜”，“诗人”亦“无辜”。“思者－诗人”“天真－无邪－无辜”。

“思”这种思念（对过去），这种欲念（对未来），皆得其“正”，是为“天真”。“无邪”即“天真”，“天然之真实”，“天命”之“性”，“自然而然”之“性”，乃是“本性”。

尽管“过去”已往－不存在，“未来”尚未存在，但“思无邪”则“必”“存在”，“必”为“有”，因为天下之“正名”必为“天真－天然真实”，必为“有”。“名不正，言不顺”，则“事不成”，“不成”之“事”，“不成其为事”，为“无事”，为“无”。“思有邪”则终将“事不成”，终将归于“无”。

于是，“思者述说存在，诗人命名神圣者”，思者－诗人皆“无邪”。“思者－诗人”得天下之“正”，皆为“无辜”。孔子以儒家宗师，为“诗”“定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者－诗人”何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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