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初，中国文论学界的一个渐渐明朗的思潮，即“去西方中心主义”。本文以近年来的若干现象为观察对象，分析了这一思潮不仅体现在明确的宗旨，口号和主张上，而且体现为深入的学术史反思，以及实实在在的考证材料和重建批评历史的工作中。本文认为，求用和求实相互岐异的两种学术取向，在这一思潮中的联手合力，有利于从单一的知识逻辑中解咒，有利于本土文学思想传统的强调，有利于参与当代文化实践，有利于中国文论在二十一世纪的正名。
   关键词：中国文论  竹书孔子诗论  新儒家诗学  去西方中心主义  文化意识 
  
  
    近五六年，中国古代文论学科颇为景气。既沉潜又轻扬，有一种生动的态势。这里，我既无力也并不打算对学科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作全面介绍，只是企图对某种走向：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作一点扫描。藉以察见学科活力之源，以期于日新不已之进境。

一，“中国文论”的正名趋向
　　倘要以一个具体而微的角度来描述古代文论学科的新开展，似可从学科名称不经意的变化谈起。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不满意于原有的名称，开始采用“中国文论”或“中国美学”或“中国文学理论”一名，去指称原有的“古代文论”“古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实正如朱自清早就指出过：“文学批评”一名本身就是舶来的，与中国原有的诗文评结合，长期的磨合本来就是免不了的。正如孙悟空本来就是要回家的，往西天取经就注定了磨合之命。“中国”的强调与“古”字的隐退，正是一个“回家”的信号。
　　随手举几个例子：较早由张伯伟蒋寅主编的《中国诗学》1，不仅已渐成为学院研究的一种共识，或以此作培养博士生的方向，或以此作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设计，甚而，已经有两所学校以此成功申报了国家重点学科的研究中心。这是通过体制力量来确立或强化了学科的某种变化。从出版方面看，蔡仲翔教授主编的一套书系，原先叫做《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2，现在已经去掉了“古典”二字。更早些时候，王运熙教授主编的《中国文论选》（近代卷）3，就已明确标举“中国文论”一名。而在比较文论和比较美学研究界，早已将“古代”二字去掉，专以中国文论来代表古代文论。譬如以《东方丛刊》为阵地4，已经多次开设专栏讨论“中国文论”的各种问题。而在域外中国学方面，尽管十多年前就有刘若愚《中国诗学》的译介5，但是近年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译介6，还是新奇有力，不仅大为满足了古文论界隐约一种希望被理解的自尊心，而且似更进一步达成国内外某种不约而同的共识：只有古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传统，才代表了中国文艺学的主体性。在接下来的今年六月与七月，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即将分别召开以“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为题，有意识打通古今为目的的研讨会。凡此种种，我们可以认为，近几年的的文论研究，加入了不少不同的力量，从四面八方隐隐地汇成一个声音，要将原有的学科正名为“中国文论”。似乎我们的学科太活泼好动，也一如孙悟空在向西天取经的路途中，头上的紧箍咒，没有不行，有了又太紧，时时要求唐僧的同意，松懈开来，以获得更大的自由。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代文艺学中不少概念话语体系，确实大多来自西方的，因而无论是中外学术界，只要是标明“中国文论”Chinese Literary Theory,，基本上就可以清楚是研究古代的传统而不会有疑问。因此“古代”二字画蛇添足而不是画龙点睛的，反而限制了学科自身的生长。
　　另一个基本的学科参照是，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中国音乐，中国绘画，似乎都不须加上“古代”二字，即可明了其研究对象，为什么独独中国文论要加“古代”二字，来强调它的传统性呢？还有一个理由是，中国哲学，中国音乐等，都没有这个“古代”二字，十分正常活跃地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实践，而文论却因为古代二字，反而画地为牢，平添出许多周折。设想如果当初就叫“中国文论”，还会有人再谈什么“转换”么？
　　中国文论的正名化运动，沿着两股路线发展。一是前几年的现代转换， “现代转换”是古代文论研究界一部分文艺学取向的学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的口号。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古代文论在现代的重新建构，重新焕发生命活力。现在他们的努力有了一点标志性的成果，那就是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人开始关心古代文论，关心古代的的中国文论究竟有哪些东西，不仅可以接上现代，而且进而可以取代西方。这条路线表明，“中国文论”的正名运动，其来有自，不是什么强加于外的提倡，而是学科内在逻辑的发展结果。但是关于现代转换一直有不同的声音，有些学者认为根本不必提倡现代转换，古代文论就应该让它充分的古代化。建构的研究永远不如还原的研究。因而这条路线也表明，可能会使“正名”努力受阻，因为更多倾向于古代研究的学者，担心学科会变得过于庞杂，失去学科的特征，失去其内在的自足性。
　　另一条路线是近年来文化意识的自觉。不少学者开始清算五四以来新文化借来的新诗学，相当数量的文章努力揭示新文学的新国家想象，新民想象，以及二元斗争式的思维模式，是如何操纵和改写着传统到现代的诗学话语变化。新诗学如何是与中国文学自身的实际面貌隔了好几层。早些年出版的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02）7其实开了一个头。戴着着眼于“文学史”这一舶来品，论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材料，是如何在二十世纪承受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重量，首先通过了“民族精神化”，西方知识系统化和世界文学模式化，然后通过历史学科化和教育体制化，最后是意识形态化，一点一点变而为一种极富于现代性的知识体系。一个缺点是中国近现代最根本的思想危机不够彰显，知识/权力的压抑机制讲得较多，被压抑的对象及其主体性讲得较少。作者毕竟缺乏了一个文化意识自觉的角度。
　　去年新加坡的严寿澂更正是补充了戴文未尽之意。更进而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之所以长期存在着严重的“削足适履”的现象，其原因则在于，一直缺乏历史文化的自觉，持“一元论”世界观、文化观。这种世界观文化观认为，尽管民族不同，但是文明发展规律是相同的，所以价值也是相同的。随着“文化多元”观念的兴起，此种“一元论”文化观相形见绌。严文比其它人更具有建设性的是，他又正面论述了中国文学理论根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不相同，其中极为重要的则为“气”的本体论，心与物，理与气，道与器等皆非两相对立，只是同一本体的不同面相而已。中国文论有自己的文化思想根基，不可自乱宗统。他这篇文章，就题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与历史文化的自觉》8，表明了文论问题说到底是文化自觉问题。这已经不同于知识考古学，文化自觉其实是在中国研究的方方面面蔚然成风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国际形势近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中国经济崛起在文化上的效应。如果说，学术研究既有其稳固的长期的内在理路，那么诸如现代转换，文学史的权力分析，以及近现代文学自身的现代化新传统（从王国维写《人间词话》开始），是古代文论向着中国文论转化的内在理路，那么，当然也同时有着外在的机缘，自八十年代而九十年代，从启蒙批判到文化重建，中国文化研究的全面复苏，恰是转化的外在缘助与机遇。
　　这两条路线的正名努力是不同的，前者更多是从求用出发，着眼于当代，而后者更多是从求实出发，着眼于古典。但是他们都共同指向“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以及以此鲜明的主体性介入当代文化实践。这表明，这门学科的参与性越来越强，外向性越来越突出，我个人向来认为，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内在的自足生命，以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的充沛动力，也正如孙悟空，再怎样腾云驾雾，也得乖乖地跟着唐僧一步一步走，才能到得了西天。但是任何一种学问，也有着与周围学科和周围文化需求的关系，也是其生命活力的重要保证，也正如孙行者之“打”，如果不打，即使取来真经，也索然寡味。也正如中国哲学既有中国哲学历史取之不尽的丰厚内涵，也有当代文化的上下文对它用之不竭的需求。中国文论这一称名如果能加强学科的外向性，吸引越来越多的不同专业不同背景的学者，关心它，需要他；而同时又不损害学科的内向性，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挖掘它的宝藏，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二，围绕着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的的讨论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于01年11月公布以后，时间已过去近四年了。学界极为重视，反响热烈。从文字隶定、释读、文句解释、简序排列，到体裁、时代及作者的考索，到其中体现的上古书写体例、简策制度等等，都有人专门研讨。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不少学者从文论的角度研讨它的价值，譬如《诗论》的命名，《诗论》与《毛诗序》的关系，《诗论》中孔子对“情”、“志”的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汉宋学者关于“诗言志”成说的检讨，对诗歌美、刺说的检讨，《诗论》与春秋时期诗学观念的比较，《诗论》与四家诗学的关系，《诗论》在批评史上的地位，《诗论》中所透露出来的关于《诗经》编纂的信息，对于孔子删诗说的再检讨，对于风、雅、颂等传统定义的再认识，春秋时代赋诗风气在《诗论》中的影响，春秋时代的乐教对《诗论》作者的影响，等等，围绕相关问题，在不长的时间内，海内外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和著作，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点。
　　那么，究竟近年来的讨论有没有涉及到关于儒家早期诗学的新评价？究竟与朱自清相比，对于学术史已有定论有无补正或松动？我个人的看法是，尽管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却不仅提出了问题，丰富了学术资源，拓开了新机遇，而且为上古的信史得分，为近年来文论研究中“去西方中心主义”，加了一把力。譬如，李学勤从《诗经》和《诗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出发对《诗论》的价值予以高度评价，他说：“《诗》与《诗》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内容，佚书《诗论》的发现，关系于学术史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意义至为重大。”9。后来他又进一步说：《诗论》处于先秦至汉初经典形成阶段，涉及传统文化最核心部分，对于当时及其后乃至今后的学术、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至少有七大课题值得研究：1.追索当时或更早的《诗经》文本及诗学真相；2.孔子与《诗》；3.孔子之后诗学的传授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的诗学思想；4.《诗论》与毛诗的关系；5.《诗论》与四家诗的关系；6.对先秦诗学的认识，重评历代诗学；7.近现代诗学研究的反思10。如果没有《诗论》的出土，至少，从前第1到第5，有关问题都几乎题无余意，没有再谈的可能；而对于近现代的反思也缺乏新意。现在，情况有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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