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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的正名————近年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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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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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的要义。三是普遍的预设（价值源于心）。无论是理学家的信仰：“心源无际，与天同体与造化同用”（张九成《孟子传》），还是禅宗师徒的套语：“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五灯会元》）；无论是诗人的创作认同：“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元稹）；还是画家的基本信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璪），无论是作为一种诗学的心灵修习：“灵水先除眼界花，清诗为洗心源浊”（苏轼），还是生命本来的源头活水：“世态已更千变尽，心源不受一尘侵”（黄庭坚），都可以证明新儒家的提示确是一项重大发明。
明乎此，近现代以还发展起来的各种学科方法，不是不重要，而是比起文化心灵来，都可以说是第二位的，因而都是辅助的。重建中国文化心灵的阅读传统，不是不要现代学术方法，而是要将其融化进注重文化心灵的阅读传统，这样，中国文论才可以在强势的西方文论下，真正显出了它的特色。下面是新儒家诗学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几点要义：
第一， 仅仅从语言艺术，辞章作法的角度，是看不出中国文学的好的。语言不是不重要，而是承载着心灵生活的内容。
第二，仅仅从社会历史，教化风俗的角度，也是发现不了真正的文心所在的。历史事实，要与人心相关，才会成为心灵史的重要内容。比如生殖崇拜与诗经，就离得太远。
第三，仅仅从文坛故事，文人生活，文事交往，文学制度，事件与运动，以及为文献而文献考订等方面，也是得不到文心所在的。比如说科举考试制度，仅仅是缘助。
第四，仅仅对古代作家作精神分析式的心理研究，也是得不到中国文学的文化心灵的。因为，我们说的文化心灵，需要有对古人的一种同情的理解，而不是用现代人的科学主义的手术去解剖，研究。对古人作病理学的处理。
第五，仅仅从文化上看中国文学，明显也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只不过是把中国文学当成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从《诗经》里看巫术，从《楚辞》里看古代同性恋，都有这种思路。优美的，典雅的中国文学，有时成了印证某种民俗的材料而已。心灵价值变成了历史文献价值而已。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文学的雕龙成虫，画虎成犬。
从文化心灵看中国文学，就是力图去发现每一代中国文学家，每一种文学样式，究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精神质量。这样就是看他们的大处，精彩处。
从文化心灵看中国文学，就是比较关心中国文学的相融处，代代相承的心灵传统。这样就是将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织成一整幅的锦绣。
从文化心灵看中国文学，就是看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处，活泼生动处，古人的每一精彩，都成为我们自己的精彩。古今人心成为痛痒相关的存在之链。
因此，从文学角度所看文化心灵，乃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描述，是对中国历史社会中不死的心灵的某种追思企想，是人文传统流风余韵的熏陶沐浴，是中国文学对于可大可久的中国心灵的某种建构。
近代以还，中国文学教育深受西方方法影响，渐渐抛却原先固有的阅读传统，群趋于西方科学主义，逻各斯主义的强势传统，用来研读深受西方思潮影响的现代文学，容或有用；用来接近中国心心相感的阅读传统，就有些本末倒置，南辕北辙了。
当代社会转型，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共遇五千年不遇之变局。人心迷失，价值危机，意义认同，皆成为时代最重大的思想课题。文化心灵之建立，似可响应时代，增加中国文论研究的思想维度。
四，清理教条和再历史化：另一维度的中国化
与前述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新材料新学科的角度，以及新儒家文哲相通的角度不同，另一条颇有新意的路线即从文学史社会史结合的角度，来“脱西返中”。
如所周知，八十年代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即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1988）。是着一反古代文论研究着眼于理论、观念、范畴和体系建构的做法，提倡文学思想的研究要与活生生的文学创作活动联系起来，将观念还原到具体复杂文学思潮中去。从此，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结合创作实践来探索文论。后来，他又写作《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从更大更宽的视角，即政局变化，哲学思潮起伏，尤其是其中的士人心态变化，来考察文学思想与观念的历史。从罗宗强之后，“还原”成为文论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深深改写了古代文论学科纯理论的性格。
近年来，“还原”研究仍然是学界一主流，却有了新的思路。学者们开始问，究竟为什么我们越研究文学或文论，越离中国自身的真实情况甚远？譬如我们那么多研究力量投入《文心雕龙》，而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传统中，《文心雕龙》其实并不居于理论与观念最核心之地位；刘勰也并不算受到最大尊重的理论家。又譬如，我们那么多精力投入范畴研究，可是不仅古人并不按范畴的全部涵义来写作或欣赏，我们今天也并不使用范畴的逻辑意义；这样的范畴既与西方接不上，又脱离了中国本土的文史脉络，这样的努力，是否成了中外古今四头不着的虚悬的存在？是不是我们的认知图式应该反思？这就开始学术史和方法论的省思，自觉清理五四以来某些文学观念与中国实际情况的隔阂。这就是进一步去理论化，去教条化的工作。比罗氏，更多反思意味和自我批评，走得更远。
陈引驰《文学性与文学文化》24列举了在现代文学的“文学性”观念的新建构下，传统文学的“文学性”发生了许多曲折、出现了不少“走样”的情况。譬如：刘大杰最初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甚至没有司马迁《史记》的位置，完全无视明清不少师法太史公笔法的散文名家的真实偶像；又如，“杂文学”的名称，恰恰反映了新的文学性想象其实容纳不了老的文学性实践。陈文在发现现代文学教条方面，眼光锐利。譬如西方的一个有着广泛认同的“文学性”界定，即表现自我：而“中国的传统中其实相当重视主客体——如果用西方的二元观念来观照的话——之间的关联性，而没有西方近代以来比较突出的主体创造的意味。”此外一个较大的误解是中国学界将“美”看得很重，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美’从来没有占据至高的地位。儒家相信‘美’必须与‘善’结合，‘美’‘善’兼备，‘尽善尽美’才是值得推崇的；而道家则主张‘本真’是高于‘美’的范畴，所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陈文还指出，用文学是创作主体的自我表现这样的观点一刀切，就会压抑中国文学原本的丰富性和特征，比如词以拟代情境来表达情感正是一个例子。
汪春泓的《关于“文章学”与“文学批评”的思考》25，是将批评史上的开山著作，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首次置于上述知识背景中的一个个案研究。作者反思了在郭着中，原有的中国“文章学”观念如何被扭曲变形，改造而为以纯文学观念为立场的“文学批评”的过程。以大量材料质疑了这一建构的神话性质。同时指出原因既是外来影响，又是社会文教秩序崩裂有关。这篇与前述戴燕论着相比，不失“寸铁”之力。
这里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在一篇读《文选》的札记中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由鲁迅而来的“文学的自觉”，是上个世纪影响六朝文学理解最大的一个认知图式。甚至有人推论“自觉”包含着从儒家思想中脱离出来的意思。但是仍然需要提问和分析，首先，鲁迅讲的是曹丕的建安时代，背景是曹操的反对世家大族，任人唯才，思想文风因而有一种清峻通脱之美。我们把它推广为整个六朝，可不可以，还要讨论。譬如《文心雕龙》就没有所谓“自觉”。六朝一流的诗人文学家如陶渊明等也并没有摆脱中国文化主流思想。其次，这种认知图式仍然有西方中心的观念。鲁迅先生说曹丕“或如近代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一派”二字表明，鲁迅先生没有将此绝对化。但是后学的阐释则将其视为“历史的进步”。第三，这种认知图式必然蕴涵以下逻辑：1，从儒家思想、从子部著述、从史家作品那里摆脱出来，才是文学的进步。这是否带有五四时期的某种“意识形态”？2，由此再进一步，文学从哲学、思想著作和史学中区别出来，才是文学的本质。这是否是一种过于本质主义的观点？朱自清先生的名作《诗言志辨》，描述“言志”的变动史，正是解构了此种观点。3，由此再进而论及一种所谓“纯文学”：从实用中分离、从表达思想与社会关怀等情感中分离，由此取得现代的文学性。其实这样的文学性只是一个神话而已。
比方说，昭明太子的《文选序》确实看重“能文之士”，强调“篇章”（文章的结构）、“篇翰”（文章的构思）（这两个词比“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更重要。来自曹丕《典论·论文》：“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以区别于于子史作品。但是《文选》中的作者是“能文之士”，并不等于说就不可以同时是贤人志士，或者说他们只是一心写作之士。西方式的“为艺术而艺术”，无论是以写作为生命中的唯一，或者以写作本身的快感为目的，都是相当现代的一种分化。《文选》中所选的每一位作者，都不具有这样彻底的写作取向。譬如《文选序》中所说“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朔……，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肯定不是纯文学；“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虽戒文实未选）之类，更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文选》的选文及分类安排，偏重于应用文。在诗的二十四个小类中，……除‘咏史’、‘哀伤’外，都是应用性极强的题材。文的情况更是如此，在三十五类文体中，大概除了‘辞’之外，都是应用文。”（26。纯文学之特征，在其无意于在人事上作任何特种之施用，专以自身为目的。所以说这里有“纯文学”的自觉，还落不到作家作品的实处。
至于说是否与儒家思想划清界线，只要是认真读过《文选》中大部分作品，就不难回答问题。且不说屈原的《离骚》宋玉的《风赋》，贾谊的《服鸟赋》以及《两都》《西京》等润色鸿业的大赋，就看颂、诔、表、檄等文体中体现的实用理性，以及赠答、挽歌、哀伤、述祖德诗歌所表现的伦常情感等，儒家思想教化何尝稍有脱离？所以《文选》不选经部文章，与从儒家经典中摆脱出来，分明还不是一个问题。27。
十分值得提及的是，我近年来读到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即在文学历史甚至文化史本身去发现文论，显示了年轻学子更为开放的视野与探索的勇力。以下，略述近年经眼博士论文所显示的几个要义，如论文未尽之意，间有引申发挥。
1）反进化观。进化观点渐让位于演化观念，这是在古代史料中进入较多的研究者的共识。傅蓉蓉《西昆体与宋型诗的建构》（2003），细致论析了西昆体作为唐型诗向宋型诗转变的过程中一个环节，既有晚唐余波的旧调，更是盛宋始音的新章，到后来晚清同光体打并昆体西江为一体，更是体现了新旧融合着发展，才是中国诗演化正途。而中国诗歌源头的作用非常重大。朱立新《汉魏六朝游仙诗研究》（2000），专章论楚辞远游的结构模式和抒情特点对于游仙诗的影响，具体提示了楚辞在后代的化身之一。而新的取代旧的，后面战胜前面，这一新文学的信条，在古文与骈文共同经营中国文章的美学世界面前，失去解释力。奚彤云《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稿》（2000）最精彩之处，即拈出“潜气内转”等观念，考论其中如何结合了古文之“气”与骈文之“骨”，抟二美而为一，不仅表明骈文一直未死，而且骈散文各有体要（章太炎一篇文章的标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相济而生的演化。
2）现代性在传统文化中的内在理路。
现代性不完全是外来的，也可以是内含于民族历史之中的。这是我对“去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提醒。譬如汪涤《吴中诗画结合研究》（2005）一文，中国绘画史上知名的“吴门画派”其主要成员有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等,长于以诗题画或以画纪诗,喜欢在自己的画作上题写自创诗歌，还邀请其朋友随之进行唱和、题跋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文化景观。文学史上的评价多半不高,认为他们降低了诗艺来从俗,将画作为交往手段。其实这里面更重要的是，雅俗艺文传统如何结合，如何在一种既不牺牲文人的书卷气，同时又更好适应商业社会对于艺文生活的需求。这里有重要的本土经验，确是中国文学思想传统的重要问题。
我们还可以在赵厚均的《两晋文研究：几种文体的考察》（2003）中，发现大量史论，言谈，奏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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