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不仅提出了“明道”主张，而且提出了“原道”问题。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原道》。“原道”，就是旨在追溯和阐发“道”之“原”。在韩愈的心目中，什么是“道”之“原”呢？他说：“情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详，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餐。”（《原道》）在这里，韩愈说明，“道”之“原”不是指别的，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在儒家说教当中，在儒家的经典“五经”当中。儒家经典所载的、儒家向来所谈的仁义道德，就是“道”的具体内容，儒家历来强调的礼乐刑政，就是“道”的具体体现，这些“道”决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而是非常具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所谓“道易明，教易行”的。因此，“原道”问题，其实就是为“道”追根溯源和正本清源的问题。 

    必须指出，韩愈强调“明道”和“原道”，是对唐代经学流弊的一种矫枉。唐代前期的经学，是以撰定和颁行《五经正义》为其特点的。《贞观政要》载：唐太宗“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崇儒学》）《五经正义》虽然强调“义”，但它毕竟是以注疏之学为其特征的，具体而言，《易》主王弼注；《书》主孔安国传；《春秋》主杜预集解；《诗》、《礼》主郑玄注。《五经正义》的社会效益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相对地统一了经学，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唐初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另方面，注疏之学的特点是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专宗一家，不取异义。“不驳”就是墨守，就是盲目继承。经本和经说一旦钦定，人们只能照搬照抄，不敢越雷池一步。其结果也就必然窒息经学的生机。 

    《旧唐书·高宗本记》载，永徽四年（公元653年）， “颁孔款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明经”是唐代取士的重要途径。“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唐会要》），这是明经考试的特点，也是它的弊端。对于这个弊端，统治集团内部是早有察觉的。如：“文宗开成四年闰正月，上谓宰相曰：‘明经会经义否’？宰相曰：‘明经只念注疏，不会经义。’上曰：‘只念注疏，何异鹦鹉学舌’！”（《州府元龟》）这段对话揭示了几个问题：第一，唐代盛行的《五经正义》之举是注疏之学；第二，这种注疏之学窒息了经学家对义理之探求；第三，对于“明经”考试，最高统治者是有看法的，是不满意的。 

    对经学中的注疏之学和明经取士所产生的弊端，在中唐时期的经学家、思想家中，理论也是很多的。比如，唐肃宗时，礼部侍郎杨绾就指出：“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侥幸。”尚书左丞贾至进一步指出：“宣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谓之好学。……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这些材料，均出自《旧唐书·杨绾传》，此传并载：“给事中李ｙì＠①、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所奏状与绾同。”可见中唐时期，对经学中的注疏之学和明经取士的弊端，许多有识之士，看法是趋向一致的。对“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的认识和讨伐，正是中唐时期“明道”思潮得以产生的前提，也是韩愈企图通过“明道”和“原道”，对经学流传中的弊端实施正本清源的思想基础。 

    还必须指出，韩愈强调“明道”和“原道”，是对佛教流传的一种批判与抵制。李唐一代，特别是玄宗以后，佛教得到迅猛发展。据《唐会要》，开元时期，全国寺庙总数已达五千三百五十八所。《资治通鉴》载录了代宗时期君臣信佛情况，内云：“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缙尤其，不食荤血，与鸿渐造寺无穷。上……深信之，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会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敕天下无得ｃｈｕí＠②曳僧尼。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又载：代宗“造金阁寺于五台山，铸铜涂金为瓦，所费钜亿。（王）缙给中书符牒，令五台僧数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营之。（元）载等每侍上从容，多谈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佛教的迅速传播，不仅给李唐帝国带来了许多社会政治问题，而且给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以极大冲击。佛教有自己的典籍，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在道德问题上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佛教信徒日众，禅悦之风日炽，这一切，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不啻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有挑战，自然也就有反挑战。于是，佛教及其理论体系的流播过程，也就成了传统思想的卫道者们讨伐佛教、限制佛教势力发展的过程。在此斗争过程中牵涉到一批经学家、思想家。韩愈之前，傅奕是思想界排佛的代表，他有一个上疏是很出名的，疏云：“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识胡术，恣其假ｔｕō＠③，故不忠不孝，削发而楫其亲，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税。凡百黎庶，不究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虚觊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期百日之粮。”（《新唐书·傅奕传》）这个上疏，从多种角度揭示了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并表明了排佛论者对此所持的基本态度。 

    韩愈继承了傅奕的排佛思想且有了新的发展。他的排佛的理论和主张，集中体现在《论佛骨表》、《原道》、《与孟尚书书》等三篇文章当中。综而论之，他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讨伐佛教：一是认为佛教来自夷狄，并非先王之法；二是认为佛教所宣扬的轮回报应，并不可信；三是认为佛教提倡出家修行，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四是认为佛门养尊处优，加重了社会负担，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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