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着重指出，韩愈强调“明道”和“原道”，是企图通过宣示自己的理论和主张，把人们从佛教理论的笼罩下解放出来，维护中国传统思想的固有地位。《原道》中有一段话是发人深思的，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韩愈强调“明道”与“原道”，就是强调中国传统之道，强调孔孟之道。他对佛老之道，是采取抵制和批判态度的，是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的。这种排佛的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三） 

    道统和道学问题，也是韩愈道论中的重要问题。 

    什么叫“道统”？道统就是传道的统绪。韩愈在《原道》中对此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内云：“斯道也，何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的“道统”说，其实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强调这个“道”是中国自身之道，是中国先贤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传统，而不是什么别的国家、别的宗派或学派阐发的异道。第二个特点是强调孟子，强调思孟学派在道统中的正宗地位。第三个特点是强调韩愈自身，把自己打扮成为继往开来的卫道者，是孟子以后的第一续传。三个特点综合在一起，可见韩愈的道统说，是一种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思想中把思孟学派推向正宗地位的学说。这也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经学理论重新架构的问题。 

    韩愈对孟子是特别赏识的。在《原道》中，在《与孟尚书书》中，他都特别推崇孟子。他说：“孟子虽贤圣而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己。”又说：‘向无孟氏，则皆服左ｒèｎ＠④而言侏离矣。故愈当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但是，在历史上，孟子和思孟学派是怎样的一个学派，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一种什么思想体系呢？溯其源，思孟学派是从孔门中“子游氏之儒”嬗变过来的。这可以从《荀子·非十二子篇》找到根据。由子游，而子思，而孟轲，而乐正克，形成了战国时期思孟学派的源和流。在孔门当中，子游氏之儒是以守本和作某些改良为其思想特征的。从总体和本质上看，思孟学派的思想理论体系，也具有鲜明的保守复旧色彩，在战国时期，这个学派也确实受过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荀子等人的攻击和批判。 

    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回顾和总结了秦汉以来思孟学派的历史命运。他说：“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寝以微灭。……孟氏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己坏之后。呜乎！其亦不量其力……。”秦汉以来，新兴地主取得了统治地位，它需要一种较为积极进取和向上发展的思想体系。具有浓厚保守色彩的思孟学派及其学说，显然不合时宜。于是，秦汉以来，思孟学派趋于式微，甚至传授线索也难于考镜。这一历史事实，韩愈看到了，说对了。但是，韩愈对思孟学派情有独钟，他不甘心思孟学派的沉沦，他要把这个学派发扬光大。这也就是韩愈在道统论中特别看重和维护思孟学派，特别推崇孟子及其学说的根本原因。 

    何谓“道学”？道学就是明道之学。考史，“道学”一词起自汉，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引了时人的议论，就有“文吏笔札之能，而治定簿书，考理烦事，虽无道学，筋力材能尽于朝廷，此亦报上之效验”的提法。晋许穆之《孔门三子·子思子》中，也有“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的提法。汉魏两晋之际，一些经学家和思想家已把“道学”与思孟学派联系在一起，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发人深思的。 

    韩愈不仅提出了明道、原道、道统问题，而且提出了明道之学即道学的问题。明道、原道、道统，回答的是为什么要明道？明什么道？道学呢，则进了一步，着重回答怎样明道。四个问题，构成了相对的整体，展示了一定的逻辑结构，而韩愈道论的力量和影响就体现在这个整体和逻辑结构当中。 

    围绕怎样明道，韩愈解决了两大问题：第一，他对儒家诸经作了选择，表彰了《礼记》中的《大学》，认为《大学》是古圣先贤阐发“道”的纲领性文献。《原道》说了如下一段话：“《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这里所引的《传》，就是《大学》。清代史学家全祖望看出了问题并指出：韩愈作《原道》，“实阐正心诚意之旨以推其之于《大学》。”（《鲒垮亭集》外论卷三《李习之论》）由此可见《大学》在韩愈道论中的地位和《大学》身价的稍然提升。这无疑是中唐以后经学变革中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大事。 

    《大学》为谁所作？历史上歧说纷纭。朱熹在《大学注》中，把《大学》分做“经”和“传”两部分，并指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但朱熹的看法并非人人都同意。有些学者指出：《汉书·艺文志》载录《曾子》十八篇，今见于《大戴礼记》的尚有十篇，每篇篇首都冠以“曾子”二字，如《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事父母》等等，但《大学》开篇，却没有“曾子”二字，显然不似曾子的著作。谁的著作？有的学者认为，它应是“七十子之徒共撰”；有的学者则认为，它应是“子思所作”。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提出了一个独到见解，他说：“《大学》在我看来实是孟学”，“而且是乐正氏之儒的典籍”（《儒家八派的批判》）。我们认为，郭沫若的见解是持之有据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大学》的历史地位，两宋以后很显赫。但是，必须指出，汉唐时期它却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大学》原是《礼记》的一篇，是《礼记》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总体上说，它的地位是以《礼记》的进退为进退的。汉唐时期，经学界也没有一部专门论述《大学》的著作。这种情况，到了中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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